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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社会救助述论

编者按：本篇社会科学论文选择从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突出的社会问题及当时的解决方案入手,以期能对现代社会救助有所帮助。晋冀鲁豫边区受到日伪的残酷打击，又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天灾敌祸严重威胁到边区人民的生存。中国共产党在此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救助政策，保障了边区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维护了边区正常的秩序。这些救助政策对当今的社会救助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抗日战争;晋冀鲁豫边区;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的实施，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与发展，更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建立了适应战时需要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不但使边区安然渡过了灾荒，解决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还实现了自给自足，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固了人心，增强了党的威信，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边区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自然灾害频发

自根据地建立以来，几乎一半时间处在严重的灾荒之中，有水、旱、蝗、雹、疫五种灾，又加上敌人连年烧杀抢掠，原始的防灾设备已破败不堪，严重的削弱了边区对灾害的抵抗能力，边区遇灾就成荒。其中最严重的是旱灾和蝗灾。

1、旱灾

1939年冀南的部分地区因为干旱颗粒无收，受灾难民达到50万。而太行区自1940年建立以来就年年苦旱。1941年冀鲁豫区的冠县、堂邑、内黄、清丰、南乐等县出现旱情致使秋粮歉收，冬小麦不能播种。而1943出现了全区性的大旱，几乎遍及了太行区和冀南区的全部，太岳区的大部分以及冀鲁豫的一部分(冀鲁豫有重灾村一千零五十个，轻灾村有五百八十个)。这一年的灾情超过了往年的任何一年。太行三专区的左权、武乡从5月下旬起，80多天没下一滴雨，赤日炎炎，如灼如烤，空气几乎都能燃烧起来。全区的干旱造成边区粮食产量急剧降低，“去年灾荒形成的区域，主要是五、六专区，平均每亩产量，约为一斗半至二斗，菜蔬也仅及往年之二成，灾害程度，为数十年来所鲜有”，而冀南全区共有84万亩耕地因为旱灾不能耕种。冀鲁豫区的冠县、朝北，连续三年因旱歉收，而受灾人口达到了80万。据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冀鲁豫分会的统计：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历年因旱灾损毁的田禾，计达5490万市亩，减产658800万公斤。

2、蝗灾

1943年和1944年根据地发生严重的蝗灾。蝗虫是从南经林县而来，很快就在边区蔓延开来，而后波及到6个专区32个县。晋西和豫北一带最大的蝗群竟长达60里，宽50里，飞来时遮天蔽日，黑压压一片。“最大蝗虫飞来时，有几十方里大一片，一落地几十亩几顷田禾，立刻即被吃光”。密集的蝗虫爬进麦田，只需要一袋烟的功夫，麦苗马上就全光秃秃的，蝗虫就像洪水一样吞噬着一片片的庄稼。仅太行区受灾的农作物，“夏、秋两季总计60万亩以上，占太行区全区当年种植面积的13%”，可怕的蝗灾对边区军民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在蝗灾面前，有的老百姓却说：“神虫嘛，还能捉得?”认为这是“天定劫数”，巫婆们也主张祭祀，遍地插旗，装神弄鬼。严重的蝗灾以及落后的迷信思想使得救助蝗灾迫在眉睫。

(二)医疗卫生状况恶劣

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状况也十分糟糕。边区医院主要集中在城市，而抗战爆发后主要城市又都被日军占领。广大农村基本没有医疗设施，很多的穷苦人民生病无处医治也无钱医治，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或者找一些“巫婆”、“端公”(男巫)妄图通过迷信的方式来治病，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一群骗子身上。

卫生环境恶劣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致使边区流行病猖獗，死亡率极高。在太行区，抗战之前，天花、肺结核、霍乱以及性病就十分猖獗，而抗战后，加上战争及灾荒的影响，医疗卫生条件更趋恶化，各种疾病在边区大规模流行。1938年、1939年恶性疟疾开始在晋西泛滥，到1942年几乎遍及全区。而1939年在林县、平顺一带出现的伤寒到1943年也遍及了全区。而衣被的极度不整洁也导致疥疮这种皮肤病在全区蔓延开来。最严重的是1943年冀南地区出现的霍乱。二专区巨鹿县病死3000人，三专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中死亡600人，其中因传染病死的就达到了4/5。而疫疾严重的六专区清河县黄金村，曾一日死亡200人。

疾病的猖獗，而医疗卫生状况又十分恶劣，边区人民的生命健康状况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挑战，有些疾病虽然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对劳动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实行医疗救助势在必行，不但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的体现，更是巩固和发展边区、增强抗日力量的需要。

(三)烟毒泛滥成灾

日本除了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外，还实行卑鄙的毒化政策。一方面他们可以从中攫取巨额的利润，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摧残中国人的身体，消磨中华民族抗日的意志，妄图中国不打而自败，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侵华政策。“中国人民受烟毒痛苦和损失，或不亚于战争直接给予的灾难和损害”。他们的毒化政策从沦陷区、国统区渗透到了根据地，烟毒问题在根据地十分严重。

日本侵略者强迫、诱惑百姓种植罂粟，尤其是在抢占山西之后，更是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当时山西种植罂粟的面积很大。1942年《新华日报》就说：“敌寇毒化晋省，愈演愈烈，即以太谷一县而言，烟田竟达六千余亩”，种植罂粟面积大，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就会减少，烟民们为了贪图暴利，往往选择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鸦片，农作物的产量受到严重影响，破坏了边区正常农业生产的秩序，威胁到边区军民的基本生活。

边区吸食鸦片的人也很多。吸毒已经成为当时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1943年5月太谷抗日政府所作的《五年建政工作总结》中记载到，根据地吸毒户占总人口的15%左右，至少约有2000人吸毒。而仅榆次一个县就有烟馆大大小小20多家，吸毒的人达到了几乎一半的，最严重的村子甚至平均每一家都有吸毒的，即所谓的“挨门数有屈的，隔门数有漏的”。吸食鸦片的后果十分的严重，短期来看，鸦片的价格比较高昂，即使富有家庭，一旦有人吸食鸦片，很快家庭就会败落，而鸦片的成瘾性会迫使吸食者想尽一切办法筹钱吸毒，这就必然会导致家破人亡、烧杀抢掠事件的发生，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长期来看，鸦片对人体的伤害是十分巨大的，一旦吸食，终身都很难戒掉，后期毒瘾越来越重，吸食量逐步加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惨死。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存在着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大量的灾民、难民、烟民以及病弱者，这些群体的存在，使得他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就可能积聚、深化，从而使边区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不和谐的状态，而中国共产党就不能维护边区的正常秩序，各阶层不仅不会拥护党，还有可能成为其对立面。对于抗战时期的边区政府来说，对于这些群体的救助，不仅关系到边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边区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如何在落后的边区进行社会救助工作就成了边区政府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晋冀鲁豫边区社会救助的主要内容

(一)灾害救助

1、旱灾

为了战胜旱灾，恢复边区正常的生产和发展，边区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旱救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首先，边区政府对灾区减免公粮，并拨出公粮以极低的利息贷给灾民。太行区两年的救灾中，“政府因灾减免公粮共有十四万零五百石，仅有边区公粮拨出赈济低贷者，有两万一千石”，1944年《解放日报》中《晋冀鲁豫边区救灾运动的基本经验》中记载“冀南军民怎样战争灾荒，冀南行署召开生产贷款会议，冀中白洋淀五千余灾民获救。”《社会救济》中“过去两年灾荒严重，太岳二分区拨粮贷款发动生产，人民生活逐渐改善;河南灾胞逃到冀鲁豫，马上得到热切的救济;鲁中发放农贷两千万斤”。其次，动员军队的力量。八路军帮助根据地的人民挑水、抢种，还厉行节约帮助灾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发出指示：规定办公、杂支、津贴费停发三个月，棉衣穿两年，夏衣发一套，后方机关由一斤六两米吃到一斤二两，战斗部队由一斤半吃到一斤四两，全力节约助赈。还有非灾区的“一把米一升糠”运动，机关的节约募捐以及剧团组织的救灾公演等社会互济活动，粗略统计，仅太行区得到的募捐节约共得一百二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八斤米。外界的帮助对于解决灾区人民的生存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边区的救灾主要采取灾民“自救”，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灾民的主要自救措施有：①组织灾民运输。由于太行地区东线产粮低于西线，造成了粮价普遍高于西线的历史传统。边区政府组织灾民从西线低价进购粮食运到东线稍高价出售，既解决了东线群众的缺粮问题，也使灾民在运粮的过程中得到运脚费，增加收入，缓解生存危机。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5月，“灾民共赚运输费合计小米三万五千余石，按脚夫每日一斤米计，可解决五万三千人三个月的食用”，“仅五专区灾民共赚脚价七十万零一千七百一十斤小米。六专区仅武安、沙河两县参加运输灾民即有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人，共得脚费八万三千四百五十斤小米”。在运输上也格外优待灾民，规定灾民运输四趟非灾民才可运输一趟，给灾民更多赚取粮食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灾民的生存问题。②组织妇女纺纱。为了能充分地在边区实行生产救灾，边区政府组织妇女纺纱，一方面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又能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为此乃规定由公家贷花贷粮，每斤花纺成线，发工资米二斤，线织成布，发工资米一斤。”很多灾区的妇女都参与其中，仅太行的第五、第六专区就有44530名妇女参加，共得工资小米50多万斤，不但养活了自己，还解决了家人的生存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也有一定的提升，增进了家庭的和睦。③组织灾民兴修水利。灾区有一部分的劳力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坐等救济。于是边区政府就组织他们兴修水利，不但能开辟水利，也能救济灾民。1944年《解放日报》中《水利——华北》中记载“太行三大水渠完工，可灌田九千八百余亩。”1945年《解放日报》中《农林水利——其他地区防旱节约备荒》中“太行行署紧急指示，兴办水利，赶种晚秋，规定防旱奖励办法;太行军民紧急防旱备荒，修渠，抢种，采野菜”。边区政府贷款贷粮，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很多灾民参与其中，“四二年秋到年底，因开滩修渠曾吸收灾民千人参加，共用工二万三千多个，支付工资一十四万五千元”，及时地保障了灾民的生存。边区的水利设施在此时期得到了维护，“太岳士敏县防旱成绩好，修水渠七十几条”，不仅解决了灾民目前的生存困境，也为以后的农业生产发展以及提高边区人民应对水旱灾害的能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④组织灾民进行移垦。边区有些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不利于农业生产，灾民无法在这种地区进行生产自救，边区政府就鼓励灾民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开垦，一般是鼓励他们去投靠亲友。对于移垦的灾民，政策上给予了优惠。如，边区政府规定，凡移垦的灾民开荒地的，5年之内不用交租。而且还拨款拨粮帮助移垦的灾民安家落户，以便开荒种田。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受灾人群，提高了灾民的自救能力。⑤开展互济合作运动。受灾的村基本都设有生产渡荒委员会，在它的领导之下，通过合作社，组织社员互相帮助，以此来解决种子、农具和耕畜短缺的困难，对于有些缺乏劳动力的苦难户，还实行帮工，提高了灾民抗击灾害的能力。

2、蝗灾

1944年5月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联合军区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扑灭蝗蝻的紧急号召》，动员群众广泛开展灭蝗斗争，预防蝗蝻蔓延，把根据地的灭蝗经验介绍到有可能被灾的敌占区和游击区。1944年《解放日报》中《晋冀鲁豫边区救灾运动的基本经验——防治病虫害》中记载：“安阳武安预防蝗灾，挖出蝗蛋二千余斤，防虫!造肥!”很多地方以区为单位，领导下面的县、乡、村开展运动。鼓励村与村联合起来，破除地理界限，对蝗虫进行包围和歼灭。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灭蝗斗争中去。“模范村郝家桥变工队竞赛拾谷根，清明后挖地窖造肥。子洲苏家渠村拾尽谷根，防止虫害”，“安阳等地积极防灾，挖出蝗卵一百三十石;子洲预防虫害，七个区拾完六万垧谷槎;太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发出扑减蝗蛹紧急号召，太行扑蝗运动开展，林北每天八万人扑蝗”，“太行开展灭蝗竞赛，武东蝗蛹八批全部肃清;太行部分地区蝗蝻肃清，三个县捕蝗蝻、刨蝗卵共六十三万斤”“太行林县等地民众两万人帮助游击区同胞捕蝗，三天内消灭蝗蝻十三万斤”。“冀中发生蝗灾水灾军民积极捕蝗治水”，“太行新华日报号召实行秋耕消减蝗卵，太行各县剿蝗大捷，消灭飞蝗五百万斤，民众十三万连夜捕打，表现了根据地伟大的组织力量”。边区政府还对灭蝗进行奖励提高大家参与灭蝗斗争的积极性。如边区政府颁布的《太行区扑灭蝗虫暂行奖励办法》中就规定刨蝗卵一斤就能换取一斤小米。“如林县二区岸峪村全村老少，四天里刨了蝗卵十多石，向政府换米九百九十六斤四两，绿豆一千零三十八斤。”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灾民们的灭蝗斗志，他们更加积极投入到灭蝗运动中，创造出科学的灭蝗方法，1944年《解放日报》中《晋冀鲁豫边区救灾运动的基本经验——防治病虫害》“太行五、六分区飞蝗全部肃清，涂毒法减蝗试用成功”。1945年《解放日报》中《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消灭病虫害》中记载“太行平顺三区决定惊蛰后要消灭蝗卵，避免今年粮食损失。”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蝗虫终于被彻底消灭，广大群众开始投入到抢种补种的生产中去。

边区政府在灾难面前，进行积极救助，使广大的灾民在严重的灾难面前没有被打垮，反而是更坚定地投入到救灾活动中去，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一方面解决了边区的军需民用的问题，另一方面使边区的广大人民更加信任党和边区政府，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二)医疗救助

边区政府对于医疗卫生同样非常重视，要求“建设卫生行政，减少人民疾病死亡”。1945年《解放日报》中《卫生工作概况》中记载：“太岳召开卫生会议，要减少伤病员死亡率，推广社会卫生运动”。具体救助措施有：

1、培养医务工作者设立医疗机构

边区的医疗队伍主要是部队的卫生系统，可是部队的医务人员是有限的，“在解放区，有才能的医生比设备更加短缺”，而根据地又在不断扩大，这就使合格的、能满足根据地需要的医务人员更加紧缺。迫于形势的需要，边区政府不得不大力培养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并设立医疗机构。1938年秋，山西第三、第五专属以及晋西地区，开始创办诊疗所。各县政府也广泛动员社会上的医务人员成立诊疗所，为附近群众治病。边区政府成立以后迅速建立了太行医院，各专署也开始把当地的诊疗所扩建为专区一级的医院。抗日政府逐步建立起了医疗系统的行政管理系统。这对于改善边区人民的生命健康状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组织现有力量机动制止疾病蔓延

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来救助更多的人是边区医疗救助的一大特点。限于医疗资源的短缺，政府就号召部队的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到疫疾多发地进行诊治;各县也组织医疗小组，到发病严重的村庄突击治疗;各专署也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医疗队伍的调剂，把病情不严重的医疗队调剂到发病严重的地区进行救助治疗。这种组织力量巡回治疗的做法，在当时医药卫生设备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对于改善根据地人民的健康状况和制止流行病的蔓延起到了良好作用。

3、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加强疾病预防

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疾病的预防比治疗更显得必要。因此，边区政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卫生知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开展卫生防疫运动。每个县、区、村都设有卫生委员会，统一领导卫生工作。一些专区还设有医药合作社、助产训练班、中西医研讨会，出版了一些刊物来宣传卫生防疫知识，这些措施有力改善了边区人民的医疗卫生状况，有力地制止了流行病在边区的蔓延，没有再发生大面积流行病泛滥的局面，疾病预防取得了期望中的效果。

4、倡导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

部队中医务工作者基本是西医，而地方医务工作者当中，中医则占了很大比重。而中西医之间，历来门户之间很深。边区政府根据“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方针，倡导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卫生行政部门广泛吸收各地分散的医务人员，组成医药研究会和医药合作社，并对疑难杂症进行中西医会诊，以求工作的改进和医术的提高。如边区政府卫生局的局长朱琏，她是一名西医，但是认真钻研针灸学，还写出第一部关于针灸学的专著。而野战卫生部厂长韩刚，他是中医，但是却努力学习西药的制造方法，并和别的学习西药的技术人员一起，从中药中提取了有效成分来代替西药，对于治疗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十分有效。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提高了边区的医疗水平，缓解了医疗设备不足的压力，对于保障边区人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此之外，边区医务工作者还“利用各种土产药材，改良自制药品”来解决边区医药不足的问题，而对于边区有些苦难群众无钱医治的现实，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还规定：“逐步建立民众医院，增进医务设备，对贫苦抗属及人民实行免费或减费治疗，奖励私人医院之建立。”这些举措都有力改善了边区人民的身体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与实际的需要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所处的条件决定的。尽管如此，边区政府所实行的医疗救助对于改善边区一直以来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保障根据地的正常生产发展，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烟民救助

边区政府深知烟毒对人民以及整个国家的危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治理烟毒，挽救烟民。

1、从法律上对种植、制造、运输、贩卖、吸食烟毒人员进行了处罚规定。1943年4月太岳区颁布了《禁烟处罚暂行办法草案》中对于种植罂粟在敌占区、游击区以及根据地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办法，而村干部无论处在哪个区只要参与就是死刑。这就首先从种植的源头上切断烟毒的蔓延。而《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对于制造以及贩卖毒品者，处以死刑，并没收全部或一部分财产;而对于运输以及协助运输烟毒的人员处以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初犯或者被胁迫者以及数量极少者可以减轻处罚。这是从运输及贩卖的环节上严惩参与者，严格控制了烟毒的流通。从源头上控制烟毒的产出，在流通环节中惩治运毒、贩毒的人，根本目的是为了禁止吸毒。《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中规定，凡吸食者须从1941年9月1日起开始在村公所登记，限期戒绝。“凡吸毒犯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者限三个月戒绝，二十五岁至四十岁者限六个月戒绝，四十岁以上者限九个月戒绝。过上定期限仍吸食者，处以一年以下劳役，并酌科三千元一下之罚金;三次犯处以远地一年以上劳役，并酌科三千元一下之罚金;三次以后再犯者处死刑。”这体现出对吸食者的人性关怀，给出一定期限让他们戒掉毒品，但不是无原则拖拉，屡次违反期限的就处以极刑，表现出了边区政府禁吸毒品的决心，对吸食者起到强大的威慑力，迫使烟民痛下戒烟决心。

2、边区政府广泛动员边区群众参与到禁毒斗争中来，对那些协助禁毒、揭发种植、出售烟毒的群众给予一定的奖励。如1941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试行《查获烟土暂行办法》，其中规定“本区严禁烟土贩售，违者无论何人均得查获告发之”，查获人告发人均可从烟案罚金中获得提奖。另外还动员群众劝说烟民，让他们认识到吸食鸦片给自身、家庭、亲人带来的危害，从主观上自愿戒烟。

3、边区在严厉禁止烟毒的同时，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发动广大群众对烟民进行救助改造，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没有完全戒掉烟毒，无力从事生产劳动时实行帮工，保证烟民最起码的生活。同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放戒烟补贴费用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对于烟瘾慢慢淡去的烟民，鼓励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增强身体素质，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正常人。

边区的上述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解决了边区灾民、难民、烟民等的社会问题，在当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之下取得了比较好的救助效果，维护了边区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人民中的影响力，坚定了边区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希望，同时也恢复了边区正常的生产发展的秩序，为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社会救助的启示

边区政府领导广大人民对边区的弱势群体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救助，帮助苦难群众摆脱了生存危机，提高了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改善了精神面貌，同时也使边区进入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发展的轨道，维护了边区社会正常的秩序，提高了边区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救助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救助政策仍然有很深刻的启示。

(一)社会救助要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

社会救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古至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弱势群体，他们无法单存地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自身的困境。这就需要在国家的主导之下对他们实行一定的社会救助，然而不管是何种社会形态下的社会救助，必须遵循社会救助要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则，救助水平过高，会加重国家的负担，救助活动就无法持续进行，而救助水平过低则无法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以及战争的客观环境，边区所实行的社会救助是低水平的，救助面也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讲，这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方面保证了边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没有增加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得救助政策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我国当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跟当时比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救助水平当然也应当随之有所提高，在救助水平上尽量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救助面也应该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多种救助需要，建立起较高水平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添砖添瓦。

(二)社会救助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社会问题多种多样，纷繁复杂，涉及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多种利益，要解决这些问题，实行社会救助，需要多方面力量共同努力，单靠某一方的力量很难实行有效的救助。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广泛动员群众组成互助组、合作社进行互济;还动员边区党、政、军、民相互配合，分工合作。在救灾渡荒过程中，太行区第五专署就有关于党政军民例行节约帮助灾民的规定：“自八月十六日起，实行节食。计八、九、十三个月份，正规部队减为一斤五两，游记部队减为一斤二两，后方机关(按师政指示)及政府(包括党政民学荣誉及退伍军人)减为一斤二两。······此项节食救灾，实为我敌后党政军与人民血肉相连伟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未被灾之部分地区，亦应高度节省，准备被灾的友邻地区民众及军队转移以及救济之用。”我国现在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问题凸显，群体事件频发，进行社会建设刻不容缓，而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更是重中之重。社会救助不能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更要广泛动员社会组织、企业及个人多方面的力量参与其中，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一起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共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社会救助要以“自救”为核心

社会救助必须要“自救”以为核心，要克服那种政府大包大揽或者救助者完全依靠政府的消极做法。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很多时候只是起着辅助的作用。真正想要解决弱势群体自身的问题，还是要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国家要认识到这一点，受助者更要认识到这一点。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救助就很好地体现了受助者“自救”的理念。1945年《解放日报》中《农林水利——其他地区防旱、节约备荒》中记载“太行贯彻生产自救，积极点种浇苗，广修水渠”。《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中也说：“要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只能替民众想办法出主意，而不可能帮助每个人来生产，大家要活下去，必须依靠自己动手才能自救。”灾区群众靠参加运输队、纺织组，兴修水利等以工代赈的形式解决了自身生存的需要，是“自救”的典型表现，在别的救助活动中也都有受助者的“自救”活动。当今社会问题复杂多样，在进行救助的过程中更注重发挥受助者的主动性，提高他们“自救”的能力。下岗职工问题、汶川灾民、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失利者等等的救助，最根本的还是弱势群体的“自救”，“输血”只能解一时之困，“造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边区政府领导广大人民对弱势群体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救助，帮助苦难群众摆脱了生存危机，提高了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改善了精神面貌，同时也使边区进入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发展的轨道，维护了边区社会正常的秩序，提高了边区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晋冀鲁豫边区的社会救助对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社会救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当今的社会建设也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本文原作者：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欧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