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内在根源
摘要：作为一个饱经苦难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对犹太人的遭遇体会是很深的，而这些遭遇使得她更为全面也更为彻底的思考极权主义的问题。正如英国著名的阿伦特研究者卡诺芬指出的：“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整个议事日程都是由她对20世纪中叶的政治灾难的反思定的。”[ 陈伟著,《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8页.]她曾师从过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有着深厚的哲学和宗教学基础，而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贯穿于阿伦特整个的学术生涯，从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到《论革命》，再到《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和《精神生活》，极权主义始终在她的研究中占有极高的分量，而《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成为了阿伦特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本文旨在解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基础上，试图剖析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影响力，同时归纳出汉娜·阿伦特的哲学论述方法。
关键词： 极权主义;平庸的恶;反犹主义;内心孤独
一极权主义的研究背景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汉娜·阿伦特一生中最具影响的作品。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到了20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全新的政治形式，它既不同于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也不同于寡头政治，即便与法西斯主义，阿伦特认为，也不尽相同。因为在阿伦特看来，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目标是夺取权力，并确立法西斯主义的威权统治，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则更加注重社会内部的严格控制，极权主义对于整个社会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机制。在阿伦特看来，这一全新的政治形式处处都充斥着恐怖，意识形态的控制更是无所不在，其恐怖程度更是胜于之前的种种暴政。因为过去的皇权暴政具有更多的随意性，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则按照他们认为正确的历史规则去行事，这种历史规则甚至可以无视法律而仅仅遵循自己所承认的法则。除此之外，暴政的打压对象通常都是对统治者有危害的人，而极权主义的枪则指向所有人，社会全体公民都可以是多余的，都是可以被消灭的。“如果守法是非暴政统治的本质，而违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则是极权支配的本质。”[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l979,page 461.] 正是在这本20世纪最重要的反极权主义著作当中，阿伦特彻底而深刻地反思了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即在20世纪三、四年代的欧洲，出现了这样一种反人类的政体，他们不关心个体的权利甚至包括像生命权、财产权这样的基本权利，他们随时都可以废弃这个世界的一切，随时可以合法的犯罪。这种政体就是极权主义主义政体，其最早被提出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用这一称呼来指称自己的政府。而这一政体是古往今来从未有之的，过去的政体不论是寡头制、君主制、贵族制不管多么残酷暴虐都无法与极权政府相匹敌。
在极权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仅仅是一个螺丝钉，个体没有任何的选择权，个体只能变成极权社会中最为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而维系极权社会最核心的力量就是意识形态。而阿伦特指出，虽然意识形态古已有之，但是意识形态在其他社会中所发生的作用却无法与在极权社会起到的作用相提并论，那是因为意识形态一种“逻辑的暴政”。
阿伦特的整个研究方法与波普尔是不同的，阿伦特并没有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极权主义的发展历程。这是由于，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阿伦特看来是全新的，古代社会虽有威权政治，但却没有真正的极权政治，极权政治不是靠统治者任意的命令运作，而是靠以理性的方式形成的政治体制运作。因此，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控制力更强，涉及面更广，影响力也更大。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形态虽然是20世纪才产生的全新的政治形态，但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因素却早在19世纪或是更早的时期就已产生，所以，阿伦特是从历史的角度、微观的角度来考察极权主义产生的因素。
二剖析极权主义因素
在阿伦特的思辨生涯中，对她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事件是第三帝国在德意志取得统治地位。这一纳粹政权将她的同胞定义为“应该被消灭的人”，并且在短短数年间屠戮百万生灵。作为一个历经十多年难民生活的犹太哲学家，当她在1944年开始撰写《极权主义的起源》之时，无疑是富含深刻的洞察力的。正如后来阿伦特的学生伊利莎白·扬·布鲁尔所说的：“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如同游览一个博物馆，那里有一幅描绘19和20世纪的巨幅壁画，让你永远也看不够----这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幅《格尔尼卡》。”[ [美]伊利莎白·杨---布鲁尔,《为什么阿伦特重要》,刘北成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19页.]就《极权主义的起源》所探讨的主题而言，其见解之深刻丰富胜过几书架的著作，即便是这本书的脚注也包含着比许多著作更多的思想。
《极权主义的起源》自1951面世以来，在赢来诸多赞誉的同时也饱受批评。其中，Bernard Crick和S·Whitfield的批评最具有影响力。但是，他们的批评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阿伦特的著书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美国对抗苏联提供政治依据。这一假设产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阿伦特对本书出版不同版次的不同命名。阿伦特在1944--1945年就开始酝酿这本书，但当时定名为《耻辱的诸要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但在给出版商的写作大纲中她也提到另一个可能的书名：《地狱的三根支柱》。它包括三部分(“论反犹主义”、“论帝国主义”、“论种族主义”)十一章，并没有“论极权主义”。到了第二个写作大纲时，此书分为四部分(“犹太人通向政治风暴中心的道路”、“民族国家的瓦解”、“扩张和种族主义”、“成熟的帝国主义”)十三章，仍然没有提到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问题只是在第十三章“种族帝国主义：纳粹主义”才有所涉及。到了 1948、1949 年她才决定在原来提纲结束的地方写现在书的第三部分“极权主义”。直到这本书即将准备出版时，才确定了最终书名。阿伦特后来在回应Bernard Crick和S·Whitfield的批评时特别指明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初衷，她希望通过对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历史的追寻从而能够真正找到极权主义最终能够得以产生的根源，对于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纳粹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共政权只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极权主义是根源于我们人类内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20世纪上半叶所造就的恐怖政治形态甚至一度使西方文明处在崩溃的边缘。而阿伦特的考察与反思也不仅仅限于历史的考究，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内心的探索。
《极权主义的起源》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反犹主义，第二部分是帝国主义，第三部分是极权主义。在阿伦特看来，德意志民族是欧洲各个民族中较为重视理性的，在这样一个重视理性的德意志发展出了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在阿伦特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所以阿伦特在书中第一部反犹主义中着重从历史方面考察了近200年来欧洲的反犹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而在第二部帝国主义中，阿伦特论证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且阐明了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前身和基础。在第三部极权主义中，阿伦特试图追根溯源，探求到极权主义最终的起源，她从历史、社会、心理等不同角度对极权主义的源流进行了探究。
在《反犹主义》这一部分中，阿伦特将看似一些无关的历史事件串联为互相关联的整体。比如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的特殊政治经历，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第三共和国与法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种族主义的源流等等，当这一系列看似完全独立无关的事件置于她的整个论述框架中时，她最初的意图与最终的结论也逐渐显明：正是这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了国家在内部实现对个体细致入微的控制，在外部则是将“各个民族国家置身于全球控制的网络中去”[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l979,page 160.]。不同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渐渐迷失了方向，最终使得民族国家倒向帝国主义，这也正是这一过程的悲剧意味所在。正如著名的阿伦特研究者Margaret Canovan所说，阿伦特的这一著作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 Marga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age 89.]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人们在不同层面上都有着不同的联系。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民族国家不断衰落，社会在不同层面上对多样性的摧毁，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联系也越来越少，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共同体日渐衰落。阿伦特写到，“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经济权与政治权的获得——造成了民族国家的衰落”[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l979,page 321.]。由此，帝国主义逐渐显露头角，帝国主义国家运用国家权力使得资本市场与政治权利建立起了直接联系，而这就是极权主义最初的端倪。严格说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作用，阿伦特与马克思的看法是不同的，尽管后世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阿伦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与马克思不同，阿伦特认为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联合不仅不是进步，反而加固了社会控制，加速社会中共同体的衰落，从而加速了极权主义的产生。
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势力为了加速扩充其经济力量从而对社会的控制也不断增强，法律和军队则成为了社会控制最为有效的手段。进一步的扩权就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产生了有效的隐性力量，这种政府的隐性力量使一国的民众逐渐从社会的公民演变成了政府需要控制的对象。而统治者在一切公众控制之外可以随意的颁布律法和政令来进行管理，这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和政府律法最终就形成了社会统治的新机制。从此以后，人民成为了政府管理甚至是要严加控制的装置，如同机器一样，个体的尊严也越来越不受重视，公众也不再是公共事务的决策者，甚至连参与者的地位也不保。同时，政治权利渗入到经济权利中后，资本迅速增长，配合着不平衡的分配制度，资本的拥有者越来越富有，而没有资本的人就拥有越来越少的财富，逐渐沦为了无产者。在阿伦特看来，这些无产者逐渐失去了社会地位，成为了边缘人士，他们就构成了潜在的暴民(the mob)。如果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暴民走向联合，就可能形成新的共同体，这种由暴民所组成的共同体从根本上认可的是种族主义的原则。
在阿伦特看来，暴民的联合标志着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统治形式的彻底瓦解，因为在民族国家中，公民的地位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中，公民逐渐沦为了被统治的工具，权利逐渐消失，公民的身份逐渐边缘化，最终演化为暴民，种族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新的共同体便应运而生。
三种族主义与公民身份的衰落
阿伦特认为，公民身份的衰落，伴随的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迅猛的进步。人们在对日常事务进行解释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神秘的元素，这些元素在波普尔看来往往都与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许多人都试图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历史规律，渴望找到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同时，由于公共生活的减少，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判断也就缺少了可靠的依据，因此，人们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判断也就越来越带有随意性，正是这种随意性的判断，使得历史主义者得以趁虚而入。事实上，种族主义自古有之，但是在这个时候的帝国主义国家，种族主义表现得尤为不同，在这个时候，最为明显的种族主义就是反犹主义。而由于群域与己域的边界的模糊使得反犹主义有很多新的特征，而这些新的特征就成为了纳粹仇恨犹太人的理由，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犹太人不断融入欧洲社会的主流，其经济力量不断壮大。同时，犹太人作为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在政治上却是无法独立的，他们的发展必须则依靠欧洲各国政府的势力，正是因为这样，犹太人投机者的色彩越来越重，正是这种投机者的身份使得犹太人由于与国家权力勾结在一起显得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往往会高人一等，并且，由于他们在政治生活上没有明确的地位也使得他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具有神秘性，而国家对公民身份的价值却越来越不认同也使得雅利安人对犹太人的普遍仇视成为了可能。
阿伦特特别注意两个事例，其一是迪斯累利出任英国首相，其二则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迪斯累利当选英国首相时英国民众是多数票通过的，这表明当时英国多数民众认为迪斯累利的上台是最为有利于英国整体的利益发展。但同时，英国民众对于迪斯累利那种狡诈的犹太政治家的行事风格十分反感，认为迪斯累利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者，于是，十分滑稽的一幕出现了：迪斯累利既处于英国政权的中心位置，左右着英国政治的方向，同时，他又成为了大众所反感的狡诈的政治家。另一个重要的事例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当时的一个法国的高级犹太裔军官，由于其犹太人的身份于1894年被法国的军事法庭判以终身监禁，由此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很多社会名流上街抗议，最终，德雷福斯在1906的重审中被释放，阿伦特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充分反映反犹主义带来的严重的政治后果。正是20世纪初这些犹太人的特殊遭遇，使得极权主义在德国得以真正的发展。此时的犹太人虽然仍旧是国家的公民并被国家法律所保护，但是由于其共同体的认知度越来越小，孤独感就越来越强，极权主义者这是利用了这种孤独感得以向暴民们宣称，他们已经把握了历史的规律，他们可以领到民众走向新的政治生活。
四极权主义的内在根源
阿伦特的著作虽然命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经过阿伦特细致的分析后并未能够真正揭示出极权主义背后的终极根源。在阿伦特看来，在诸如像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爆发、民族国家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反犹主义势力的抬头等诸因素中，人们内心的孤独似乎是最为重要的根源，但是，阿伦特却无法找到人类孤独的终极根源是什么。
阿伦特认为，极权国家的控制手段如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集中营的普遍存在等加速了原本共同体的瓦解，从而最终导致了孤独个体的大量出现，“整个社会从根本上就会被逐渐原子化”[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l979,page 241.]。暴民虽然是极权政府最初的支持者，在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暴民往往率先揭竿而起，但是，极权国家的支持者从来都不仅仅是暴民，普通的群众在极权政府的形成和地位巩固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阿伦特对群众的看法比较接近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众的看法，即认为群众就是乌合之众，群众都是庸人，缺乏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力，为了自保往往会自愿接受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角色，很少对社会的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阿伦特说：“群众就是步调一致的庸人，他们成了极权主义这架残酷无情的统治与灭绝机器的帮凶，甚至与职业罪犯相比，他们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有序，又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l979,page 312.]阿伦特在她后来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更是将这种平庸的大众所具有的特质称为是“庸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更为重要的是，极权政府统治机器有能力将社会中已经感到孤独的个体统一起来，使缺乏了共同体的每个个体重新恢复安全感，阿伦特惊叹于极权政府的这一手段，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地进行理性的制度设计，而这种制度设计最终却用于非理性的目的。其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政府，因为任何一类政府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试图建立稳定的统治，使国家的统治变为一种常态。而极权政府则不然，不论是纳粹第三帝国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运动永远是其常态：是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还是统治国家的时候，国家上下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当中。因此，可以说一旦极权主义者统治了国家，那么真正的国家也就随着他们的统治而被瓦解了，一旦他们取得了统治地位，就能使得国家与他们的党派迅速融合，国家的利益就成了党派的利益，人民对党派做贡献似乎就同与对国家的贡献成为一致，因此，为了党派和国家的利益，极权主义国家始终都处在运动当中。
极权主义政府之所以能够使全民始终都处于运动状态之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使群众相信一个他们虚构出来的世界，而这个虚构的世界从根本上是靠宣传和意识形态建构的。极权主义的宣传之所以能够如此富有成效主要是由于，现世的世界的零散的、不连贯且没有逻辑的，而极权政府所宣传的世界是宏大的、连贯的、富有希望的。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建立了一个世界，它能够抗衡真实的世界，后者的主要不足在于，它是非逻辑的、不连贯的和无组织的。而连贯的虚构和周密的组织则使归纳与概括在更多具体的谎言被揭穿后最终仍然能够成立”。[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l979,page 461.]而这种宣传利用现代技术精微而细致，是典型的“用理性的手段宣传非理性的思想”。[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l979,page 487.]与此相配合的是极权政府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命令，意识形态宣扬全面的必然的但同时又是虚假的真理，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是反犹主义，在苏共布尔什维克则是阶级斗争，这些绝对真理在极权主义的宣传机器中变得尤为真实，未来不仅被描述为可以预言的，而且是必然的，普通群众必须对这些真理要言听计从，不可有半点质疑。谎言重复千次万次便成为了真理，极权政府的意识形态宣扬的终极作用就是要使意识形态谎言成为真理，用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世界来替代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只有这样，群众才能始终处于轰轰烈烈的虚假运动之中。在回答著名政治哲学家Eric Voegelin给这部著作写的书评时，阿伦特说：“我不是写一部极权主义史，而是根据历史来分析：我不是写一部反犹主义或帝国主义史，而是分析仇恨犹太人的因素和扩张的因素，这些因素依然清晰可见并在极权主义现象本身中起重要作用。……这本书……对形成极权主义的因素给予一个历史的说明，接着这个说明的是分析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本身的基本结构。”[ [日]川崎修著.刘斯日译.《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19页.]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极端的恐怖主义，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极权主义者认为任何个体都是可以消灭的。这里所讲的个体并不仅仅是一类特定的种族或阶级，比如纳粹德国所说的犹太人和苏共所说的地主阶级，而是处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是多余的，即便是隆美尔、海因里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这样的国家高层领导人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在极权社会，每个个体即便不做出任何行为也是可以被定罪的，国家对个体的定罪并不需要严格地依照法律，法律可以被随时修改，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方向是可以随着极权主义者的目的而改变的。所以说，一旦社会认定了某个个体或某类个体不适宜活着，那么他们的存在的合理性也随之消失。集中营是这一观点最好的例子。Phillip Hansen将集中营称作“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地狱”[ [英]迪克·吉尔里著.王文科译.《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版,312页.]，因为集中营对个体的消灭是全面的、最终的，同时也是不寒而栗的。Phillip Hansen把集中营对个体的消灭归为三个步骤：一、剥夺个体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二、消灭个体的道德存在。三、消灭肉体的人的独特身份。阿伦特认为，集中营的大量存在，说明了我们人身上存在着“极端的恶”，同时，她还认为，极权主义能够成为古往今来最为恐怖的政治形态就是由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形态把人划分为“应该生存的”和“不应该生存的”，并且极权政府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去消灭那些“不应该生存的”人。
五反思“平庸的恶”
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艾希曼的审判对阿伦特影响巨大。在纳粹极权社会的宣传下，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保罗·戈培尔教导下，艾希曼坚信对犹太人进行全民性的灭绝不仅是可接受的，甚至还是一种英雄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还需要极大地责任感以及对希特勒自始至终的忠诚。阿伦特从中分析，认为像艾希曼心中的那种恶是一种“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一观点在1963年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得到了集中论述。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阿伦特继《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又一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与《极权主义的起源》不同，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极权主义的思考主要不再从历史考究出发，而更多的是考察人性的道德基础。1963年始，这本书在《纽约客》开始连载，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阿伦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开脱，甚至有学者后来把当时的这些争论整理成书出版。[ 如G·Ezorsky于1985年编写的Hannah Arendt’s View of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Holocaust.]现在看来，当年很多人对阿伦特的这些评价多半是基于一种情感导向上的误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纳粹灭亡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很多对纳粹的认识并非是基于理智的分析，更多地是由于情感的因素。人们怀着一种仇恨的心理，急于把一切罪过推给纳粹，从而使自己处于道德安全的境地。例如，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他的自传《剥洋葱》中谈到他自己在纳粹统治时期并没有觉得屠犹政策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并且他还认为当时多数参加党卫军的青年和他一样并没有在道德上排斥纳粹的倾向。这一说法引来一片嘘声，甚至有人建议为此取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使用了一个术语后来被人们反复使用，那就是“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在这本著作中阿伦特认为，极权社会最为可怕的一点就在于极权政府使用现代官僚的政令严重破坏了公民的身份，使得公民没有判断力和自治能力。她写道：“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是，也许每一个官僚政治的性质都是，使人成为行政级其中的一员，只是一颗螺丝钉，从而使其丧失人性。”[《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页.]
众所周知，在1942年万赛会议之后，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彻底成为了恐怖主义的极权国家，在那次会议上，确定了“最后解决”的方案，即纳粹德国无论处于怎样的政治环境中，纳粹德国的军人都要不遗余力的将其统治范围内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而现实中，在1944年，德军在东南两线都节节溃败之时，多数纳粹军人并没有严格执行“最后解决”的方案，犹太人拿钱买命的事例处处可见。可是，艾希曼却是一个坚决执行“最后解决”的典型代表，即便是艾希曼在知道了苏军已经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他还精心布置了在匈牙利的大规模屠犹方案。令阿伦特仔细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让艾希曼如此坚决?
在审判艾希曼的时候，阿伦特就在审判现场，她看到了艾希曼在回答审判时的冷静，他丝毫没有对犹太人生命的怜悯之情。艾希曼说他之所以坚决执行“最后解决”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是对元首希特勒的忠诚，这种忠诚要求他严格执行元首的意志;第二是他对第三帝国法律的遵循和对军人职责的履行，他认为自己作为纳粹德国的军人既要按照宪法对犹太人进行屠杀也要听命于军令执行上司的要求;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令阿伦特震惊的，是艾希曼认为他对犹太人进行屠杀也是遵从了他内心的道德良知，即康德的道德律令。他在回答法官提问时解释道：“根据我对康德的理解，(这一道德律令)应该是，我的意志准则必须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的法则。”[《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78页.]这一回答让阿伦特感到十分震惊，艾希曼对康德绝对道德律令的理解既是歪曲的，又是十分准确的。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指出，艾希曼确实是始终如一的按照康德的道德律令来执行“最后解决”的。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自始至终都是真诚的。他并不是由于知道屠杀犹太人不对而故意去违反道德的，而是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屠杀犹太人在道德上不仅是可接受的，甚至是高尚的。阿伦特认为，千千万万的纳粹军人之所以会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平庸的，他们屠杀犹太人所犯的罪是基于他们“平庸的恶”。千千万万的艾希曼们在接受纳粹宣传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独立思考、做出独立判断的人，他们都是庸人，千千万万的庸人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基础，庸人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往往不做判断，亦步亦趋，随大流前行。
正是因为这样，极权主义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在庸人面前的效用才会尤为显著。进一步说，每一个个体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都更有可能是不做判断而不是独立思考，因此，虽然我们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艾希曼的可能。
从阿伦特的心理上来看，她定然是想要找到一种在普遍的人性中能够真正抵御极权主义的特质，但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阿伦特最终认定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人类的孤独本质以及任何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的庸人所造成的。如何能够即面对社会上大多数的庸人同时又能够客服人类内心深处的孤独感，阿伦特承认，这是一个她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是说，我们无法抵制人们普遍所具有的“平庸的恶”，更加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每个个体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自五、六十年代以来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1963年《纽约客》连载了阿伦特所著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论述就被广泛引用。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极权主义”这一说法在人们听起来还比较生疏的时候，阿伦特就已经断言，“极权主义”日后会成为以被人广泛应用的术语。今日看来，对于极权主义的讨论虽然不及当年，甚至已经沦为人们的一句口号、一种宣传，但是阿伦特的影响力却并未减少。
事实上，阿伦特将她的这部著作命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她最终还是未能找到极权主义的终极根源。她虽然将最终的矛头指向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深层的孤独感，但她却无法追寻到人们心中孤独感的根源。人们总是认为，人类是一种能够以史为鉴的动物，认为我们记住历史就能够避免将来悲剧的再次重演。但事实上，紧紧记住历史而不仔细的分析历史并不能真正使我们以史为鉴，误解历史甚至能够促使历史悲剧的重演，仅仅记住历史而不思考历史会使人们在面对历史时而变得不够理性。
例如，二战以后的西方各国为了避免自由与共产主义扯上关系，在外交政策上都变得更加激进。他们通常都会宣传自己是以史为鉴，为了避免二战时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他们的外交政策都更加激进，许多可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最终都诉诸于武力。如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五次中东战争都是美苏争霸在中东地区的具体体现，美军出兵越南是当时流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集中表现，美国国内出现一种紧张气氛，似乎美军不出兵越南，北越就会很快吞并南越，进而整个亚洲大陆都会成为赤色共产主义的天下。后来，“极权主义”这一术语被滥用，人们在没有充分思考历史的情况下滥用历史教训。在2001年9·11袭击的数天之后，小布什政府很快就将9·11袭击定性为一场恐怖袭击，将本·拉登比作是希特勒，袭击双子大厦被看作是和袭击珍珠港类似的事件，似乎美国不及时进行反击，恐怖主义即将蔓延全球。2003年美军攻打伊拉克时，萨达姆政府也被描绘成极权主义政府，美国及时攻占伊拉克是吸取历史教训，不奉行“绥靖政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民受到鼓舞，认为美军必须要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遏制所谓的“恐怖主义”。近年来，美国还不断宣传像委内瑞拉、伊朗、朝鲜等国已经形成了“邪恶轴心”，这种说法就像是当年美国说日本和德国政府一样，似乎不加遏制就将蔓延全球。“极权主义”这一术语被政治所滥用，而滥用的背后隐藏着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分为外在和内在的两个方面。从外在的方面来说，由于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未掌握话语权的国家被放在的道德的另一端，轻易地被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这对全球整体的政治发展是不利的，政府往往只看到短期的政治利益，缺少对文化长期影响力的重视，不断将阿拉伯世界的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定性为恐怖主义国家很容易使美国乃至全球的民众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置于道德的边缘。近日在美国热播的电视剧《国土安全》就是如此，剧中的主人公布罗迪中尉每当在念起《古兰经》的时候，恐怖氛围就出现了，爱德华·萨义德将这种描述方式称作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想象”，即将东方看作是与西方相对的、贫穷落后、蒙昧非理性的“他者”;几年前获奖的奥斯卡最佳影片(2013年2月)《逃离德黑兰》也是如此，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影片中被描述为一场恐怖主义事件，剧中的美国人就是要逃离恐怖主义的魔掌。从长期来看，不加分类的把信仰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划归为恐怖主义不利于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发展，即便对于美国国内而言，也不利于不同的人种在一起共生。从内在的方面来看，单一而冲动的政策也会导致民主政府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增加，美国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都是在战争时期。美国内战时期，林肯政府的权力过大，向议会施压，通过了很多在和平时期无法通过的法律;二战时期的罗斯福破例出任了4届总统，一度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向其屈从。这些事例说明了民主政体在特殊时期特别是战争时期有增强极权主义因素的可能性，这种极权主义因素的增长会导致民主政体三权分立的不平衡。阿伦特也曾经探讨过民主国家发展出极权主义的可能性，由于不论在什么样政治形式的国家，每个个体最终都是孤独的，因此，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存在，从根源上无可避免。虽然战争时期的美国与阿伦特所说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还相去甚远，但是极权主义的因素确实是在逐渐增加的。
是的，民主国家也许在体制设计上最大程度的避免了极权的可能性，但是，一切制度的执行者都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社会制度的坚持与变革最终都依靠社会成员的力量。因此，体制设计即便再完善也有被摧毁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战争时代就有极权主义因素增加的趋势，虽然这一因素的增加并不足以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权，但正如阿伦特所说，我们无法从人性深处找到能够抵御人类极权主义的倾向，那么，极权主义的幽灵就始终存在。
参考文献：
1.《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三联书店;2008年6月。
2.《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
3.《汉娜·阿伦特：在哲学和政治之间》，王寅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4.《阿伦特为什么重要》，杨·布鲁尔，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
5.《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陈伟，法律出版社，2008年3月。
5.《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S·潘琳，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