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文-偶然中的必然：试论陈映真对鲁迅独立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摘要：本篇鲁迅论文-”偶然中的必然：试论陈映真对鲁迅独立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指出：陈映真在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以一种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高度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给予独到的批判，他所批判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视野，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风云急速变幻、社会生活激烈动荡的台湾提供了一面“左眼”观察的镜子。我们不禁要问陈映真的批判动力来自何处?陈映真在面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时他是如何定位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或者说他这种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何而来?这对于剖析作为有“台湾鲁迅”之称的陈映真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陈映真;鲁迅;批判精神
在陈映真几十年的写作创作历程中，不论外在的世界和时局如何变幻、不论台湾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变迁，陈映真始终用他的笔，以一种超乎党派、政治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保持着一种他所特有的高度批判精神去看待分析身边的事物。在1988年台湾人间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中“出版缘起”有这么一段话：
在“冷战民族分裂”的历史时代，三十年来，他呈现在无数访谈、议论、随想和争论中的思想，如今回顾，他一直孤单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视而不见的盲点，戳穿横行一世的捏造、歪曲和知性的荒废，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议，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1]
由此可见，在台湾战后的思想史上，陈映真以他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批判精神，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风云急速变幻、社会生活激烈动荡的台湾提供了一面“左眼”观察的镜子，他所批判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视野，许多他所看到现象背后的反思，如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消费社会人的精神信仰的迷失、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反思等，他都以超前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锐利眼光和批评视角在台湾社会掀起一个又一个争议与论战，也使他成为那一段历史、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们中的先觉者和先驱者。
然而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陈映真的批判动力来自何处?陈映真在面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时他是如何定位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或者说他这种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何而来?
1975年，陈映真在他因为“民主台湾联盟”被捕入狱的第七年，由于蒋介石的去世而特赦出狱后，用“许南村”的笔名剖析自己的文章《试论陈映真》中这样写到：“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彩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彷徨。”“闷局中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因着他们的沉落和无出路，有时也有改革世界的意识和热情。”“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改革论之不彻底的、空想的性格，又表现在他们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往往很不一致，甚至于互相背反。”“市镇小知识分子在社会的中间的地位，在历史的转型时期，往往使他们比谁都早而敏于预见一个旧有事物的枯萎和新生事物的诞生。”“诚然，身处社会的中间地位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时代，因着他们和那社会的上层有着千万种联系，无力使自己自外于他们预见其必将颓坏的旧世界。另一方面，也因着他们在行动上的无力和弱质，使他们不能做出任何努力使自己认同于他们在懵懂中看见的新世界。结果，他们终于只能怀着自身的某种宿命的破灭感去瞭望新的生活和新的生命。”“在一个历史底转型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依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2]
在以上陈映真对自己作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大段论述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陈映真对自己之前所写的小说风格形成及其演变的原因来使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陈映真对自己作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的定位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市镇”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地域定位，而“小知识分子”则是一种位于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普通百姓中间的一种社会定位。而这种“地域”和“社会”的一种双重“中间”状态的自我定位似乎与陈映真所阅读吸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观不太吻合，在陈映真自己所定位的在台湾的“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市镇小知识分子”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体。
我们不禁要问，从同个时期陈映真所发表的文章以及经历来看，为何陈映真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作为自己剖析社会现象和文学的批判武器和方法论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定位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这样的社会阶级结构中去，而是用“市镇小知识分子”来对自己与社会各个阶层保持一种相对地独立定位，我想这里有其特殊的意味。
在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论述纷繁复杂，然而透过各种所谓的定义和阐释，最为公认的还是对于“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谓上所赋予的精神实质，“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3]正是这样“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独立批判精神的实质，正是这样出于对社会的强烈关怀，陈映真以他的创作实绩深度的参与到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用自己对于现实，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抱以深切的关怀，他用“市镇小知识分子”来定位自己，不属于任何政党和派系组织，由此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对于左翼的不同理解与思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批判风格。
对于左翼的理解，陈映真有这样一段论述：“可是我这个人又不是真正的横眉怒目的那种革命的人，我这个人很懒散，读书不求甚解，我的文学青年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强的，我后来想，比起现在能自由读马克思的年轻人来说，从文学出发的左倾，从艺术出发的左倾，恐怕是会比较柔软、而且比较丰润，不会动不动就会指着别人说，是工贼、叛徒，是资产阶级走狗，说鲁迅的阿Q破坏了中国农民的形象，像那种极‘左’的。我想我比较不会走向枯燥的、火柴一划就烧起来的那种左派，所以这一连串的发展我只能说是一种偶然。”[4]如果不是这种偶然，或许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陈映真就不是一个作为作家的陈映真，而是他原来所“曾经热烈地想过”“到台湾山地原住民部落当医生”[5]的陈映真。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陈映真对于“左翼”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左翼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文学出发“比较柔软”“比较丰润”的左翼，而另一种则是“枯燥的、火柴一划就烧起来”的左翼。而这种从文学出发的“柔软丰润”的左翼也正是他受到鲁迅的影响，他曾真诚地吐露“我一直到今天都是鲁迅迷：他不但文字好，连他的标点符号，我都觉得充满了生命力。除了他的现实主义、革命主义之外，还有他的散文诗，在他的小说里面，那种象征主义的手法，使他的现实主义更加丰润，在审美上更加丰富。”[6]而陈映真的这种从文学出发的左翼，也受到他恩师姚一苇的鼓励和认可，当陈映真在思想和内心上处于“沉悒的绝望和某种痛苦”时，他鼓励陈映真“但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我看，写小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过于此。”[7]
本篇鲁迅论文认为：正因为有恩师的鼓励以及鲁迅文学思想的传承，在这里，因缘际会，历史让都身为“知识分子”的陈映真和鲁迅有了相似的“历史境遇”，都走上了不是“枯燥的、火柴一划就烧起来”的左翼。
鲁迅在1930年，在上海牵头成立了一个以他作为领导人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实践，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联盟成立大会上，作为“盟主”的鲁迅所作的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就鲜明的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围绕文艺创作制定通过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件服务的文学纲领，即左联行动总纲领，其主要的工作方针是: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拨工农作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并决定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专门机构。从这个纲领可以明确的看出，对于盟主的鲁迅，他希望青年作家们能够踏踏实实地搞创作，多做文学和翻译的实事，鲁迅他自己也急切渴望要写出显示斗争“实绩”的好作品，做出为所要斗争的国民党“御用文人”所没有的大创作。然而现实事与愿违，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左联”的青年干部们热衷于组织飞行集会、贴传单、喊口号的实际斗争，甚至要求盟员参加“五一大游行”，提出“血光的五一”口号以产生社会影响、壮大革命声势，然而这个在鲁迅看来是则是极大妨碍创作的。因此慢慢就产生了内部的矛盾，一边是鲁迅衷情“用笔”来创作生活，反抗社会的腐败制度，这种相对比较柔软的斗争方式，而在另一边则是“左联”的青年干部们要用鲜血和生命，坚持信念奋不顾身地投入实际斗争，这种“火柴一划就烧起来”的左翼。在鲁迅看来，这时的“左联”成为了一个政党的“政治工具”，这与他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以致于后来出现了，在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之外，他又另提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造成了“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的论争。
在上述分歧的基础上，钱理群先生根据王得后先生的《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的文章，分析指出实际上在三十年代的“左联”内部存在着两个左翼，一个是“党的左翼”，另一个是“鲁迅左翼”。钱理群先生指出：“党的左翼有一个高于一切的原则，就是所谓‘党性原则’，也就是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党的最高利益则是：在野时夺取权力和掌权以后的权力独占，因此，要求所有的党员、信奉者及其统治下的人民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意志，而绝不允许发出和党不一致的声音。”[8]而对于鲁迅来说，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他要坚持文学的独立性，特别是他深刻的认识到政治是要维持现状的，而文艺则是不满足于现状的，正是基于这样深邃的理解，他清醒的认识到“政治革命家”和“文艺家”之间的合作是有限度的，“政治革命家”和“文学家”开始反对旧的专制体制时，因为立场都是不满足当下的现状，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同时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主题的演讲中也这样尖锐的指出：“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9]鲁迅在“左联”经历了失望与痛苦的求索，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党派外、体制外的“鲁迅左翼”，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行走于文坛。
钱理群先生曾说“陈映真未必熟悉这段历史”，但是陈映真对于这段三十年代的“左翼”历史是有研究的，对左翼文学运动中“左”的倾向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并带有警觉的。他在《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的出路》一文中对于这样的“左翼”有着激烈的批评，“在30年代，左翼文学家容不得胡秋原先生‘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这样一种提法。胡秋原先生主张文艺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根本的距离，主张文学固有它的阶级性格，然而却不因简单化到使文学成为一阶级的武器;主张容许其他文学(例如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存在的文学的民主主义;主张文学的极端细致、复杂性，从而需要心灵的自由，因为‘没有自由，即无文学’;主张拒绝在文学讨论上之武断的、教条的、机械论作风。这些今日看来愈益显见其深刻现实意义的论点，竟被当年的左翼把它与当时的极右文学观点等同起来，施以组织性的抨击和威吓。”
可见在对待自己是什么样的“左翼”上，陈映真有自己的思索与理解。在几十年后的台湾，作为鲁迅衣钵传人的陈映真在自己身上也经历了这样痛苦的求索和寻找思想出路的过程，而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折磨的求索，使陈映真也越来越明晰他所要走的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道路。
时间回到1968年，当陈映真因“民主台湾联盟”被捕入狱后，渐渐的他明白了为何会被捕入狱，“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的朋友们让一个被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所出卖，陆续被捕”[11]，“终于被一个今日以何索之名蛇行文坛的人，便宜地出卖了……”[12]，在陈映真的一生中，七年的牢狱生涯，在牢里失去的七年青春年华，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但他更不会忘记当年出卖他的这个“蛇行文坛的人”这个“被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居然是当时陈映真所参与地下读书会的带头大哥当时为台湾联合报的记者杨蔚[13]，这种被身边最亲密的、曾经被认为是“同志”的人出卖，在陈映真青年的成长岁月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印记，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他不再相信任何政党和组织，陈映真在痛苦的思索中寻找自己的归属与身份，由此，在长达七年的思索中，在他出狱后，他便向世人标明他自己作为不隶属任何组织和政党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标签，独立于任何组织和政党之外。
在陈映真出狱后，随着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所反馈过来的一系列信息资讯，使陈映真陷入了极端的苦闷之中，他在《答友人问》中这样说到：“60年代初叶，我因读到一般读不到的书，思想‘左’倾了。于那时，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残破的中国，并且对共产党寄予很大的希望。”“近一年来，大陆的资讯，空前大量地出现在台湾的电视上、报纸、杂志上。不只是文字、照片，更有活动的影像。我一贯不相信这些，总是打个五、六折去读，去看。然而，我终于觉得不对头。使巴金的萧珊受到那样待遇的共产党，和我读史诺《中国的红星》里的共产党，怎么也对不起头……。这半年来，我一直处在慢性的思想苦闷里头。” [14]在多年后，陈映真仍然对他原来曾经梦想中的遍插红旗中的社会主义中国难以释怀，在小说《山路》中，他借主人公蔡千惠的口说出了这样的话：“近年来，我戴着老花镜，读着祖国大陆的一些变化，不时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担心。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正是在这样原有认同失落的悲愤苦闷下，陈映真在迫切寻找自己的思想出路，迫切的需要从这样的痛苦中走出来，他看到正是因为台湾的许多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于党派之外的思考，以致于“长年以来，台湾知识分子曾向着不同的口号、党派和集团狂奔、扭曲，前且使台湾知识分子失去了团结，互相分裂，互相厮杀。”[16]经过痛苦的思索，陈映真“理解到中国的未来，基本上，是中国人民的未来，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的问题”[17]，要“在既有的权力之外，另求出路;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找寻民族认同的主体”[18]，并进而明确“我们认同的主体是那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中国人民，我们就不会由于哪一个党、哪一个政权而使我们失落了认同。”[19]因此，陈映真进一步指出：“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诰命，来自人民——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20]，并且表示“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21]
历史总是这样的相似和巧合，陈映真的这种独立于任何政党、派系之外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并不是直接来源于鲁迅，而是在他出狱后经历文革的失望、再次逮捕入狱等各种经历一起涌现出来的感觉和思考，是某种焦虑下思想下寻求出路的结果。然而这种批判的精神和鲁迅不谋而合，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思想，与“鲁迅左翼”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必竟鲁迅也是对于政党的失望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批判精神，鲁迅成为陈映真走上独立批判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榜样。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样的独立于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鲁迅所开创的;而陈映真正是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传人和代表，陈映真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获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22]
本文作者：林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方向。
参考文献：
[1]陈映真作品集编辑会议：《陈映真作品出版缘起》，《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3页
[2]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全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
[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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