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对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
摘要：本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认为：随着近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的脚步，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从伦敦“雾都”到中国大面积雾霾侵袭，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个地区性问题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整治无疑迫在眉睫。马克思、恩格斯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论点，这对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 当代中国
(一)当代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
20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日益进程，我国的环境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生态危机广泛存在并逐步凸显。根据《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
一是全国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68.9%、20.9%和10.2%。二是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一般。一、二类海水点位比例为69.4%，三、四类海水点位比例为12.0%。三是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和酸雨分布区域。按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评价，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23.9%，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2.2%。四是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突出表现为工矿污染压力加大，生活污染局部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
2012年的环境监测结果表明，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平稳，但生态形势依然严峻。的确，城市上方弥漫着雾霾，生态系统全面退化，人工林树种单一，天然湿地迅速消失，耕地资源告急，水土流失急剧，濒危物种增加，生物入侵，全球气候变暖，海洋生产力下降……这些危机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建立相应的应对解决机制刻不容缓。
而与其它国家相比，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形势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正如郇庆治教授在《发展的“绿化”：中国环境政治的时代主题》中所指出的：
环境危机所涉指的其实远非只是大气中PM2.5、PM10含量或者水体中COD浓度的问题，而是表征着一种发展的危机或困境。
郇教授将这种发展困境具体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性的困境，二是发展模式的困境，三是发展理念的困境。就发展的阶段性来说，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以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和低品质为特征的持续扩张，构成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并以直接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大量生物物种的生存延续。就发展模式来说，我国在过去数十年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的传统现代化道路导致了经济活动与人口的区域性超强集中，这种高度集中是相应地区的自然与城市生态承受着史无前例的压力;而且，城市一体化日益呈现为一种城镇中心化的单向度变迁，农村的文化传承与生态维度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或忽略了。就发展的理念来说，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一种以经济增长本位的、片面的和粗俗的发展为核心，以物质崇拜和大众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反生态的和不可持续的。
的确，环境危机从本质上关系到中国的社会发展机制，作为一个致力于现代化工业进程却已明显地面临着生态环境难题这种后现代挑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应对上的成功经验，又必须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特殊国情。对于我们来说，环境政治的现实发展理应有自己的特色，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和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眼光，对我国应对现阶段的环境问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本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理论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备受争议。而事实上，尽管当时“生态”一词还并未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中，已有许多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经典论述。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
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环境问题的产生机制都进行了分析，并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无节制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所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予以了批判。这部分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是人本主义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有这样的表述：
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自然，人就无法存在。在这样的思考方式之下，人类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和自然界相互依存，相互依赖。恩格斯也有类似表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他们把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作为探究人类本质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正是自然和人的统一：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定义，反映了他对于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人类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质的深入思考。马克思的生态主义思想中不仅包含着对一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尊重，而且有着对自然共同体的尊重。这一表现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马克思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人类应该合理地利用自然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系统理论中，生态文明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生态文明，视为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之一。他们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其中，“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即着眼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和谐共处，互利互惠，而不是互相破坏，互相竞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人类的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这就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来合理地创造人类的历史，而不能急功近利，肆意妄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即使到了由于发展的需要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时候，也要时刻牢记合理地利用自然。
相应地，恩格斯同样也强调了善待自然的观点：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是唯一具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只有人类能够正确认识自然规律，能够掌握和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因此只有人类才能正确处理人类生存乃至发展过程中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只顾人类的发展，而忽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环境。
在强调人类应该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从而达到自身发展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高度肯定了人类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恩格斯说：
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
进一步地，在强调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恩格斯还批判了自然条件决定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人类并不完全受制于所拥有的自然条件，而是有能力自己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以书写属于人类自己的历史。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必须遵守客观的自然规律，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3.批评破坏生态的发展模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蒸蒸日上，人们正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文明进步而沉醉其中，而全然不顾工业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于这种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和不顾后果的环境污染，恩格斯警告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恩格斯指出，每一次人类对自然表面上的胜利，都会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报复，尽管表面上能够取得暂时的成果，但是辉煌背后存在着强大的隐患，从长远看来，是不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管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还是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都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还举出英国和西班牙的例子，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溶解铁矿石的时候总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钱也愈来愈贵。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炭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种种例子都说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不应该是涸泽而渔，而是应该深谋远虑，有长远的眼光。
恩格斯这样描述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位于曼彻斯特西北11英里的波尔顿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这里(小爱尔兰)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某市)位于几个河谷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油似的发臭的小河，但是城市里面也和里子一样地肮脏和不适于居住。”
一旦工业文明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因此，恩格斯提出：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
恩格斯认为，这种急功近利，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而追求发展速度的生产模式并不合理，也难以长久，它带来了对资源的滥用，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马克思也对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予以批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因此，人们必须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做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越不可能成立了。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建设的指导意义
正如当代学者弗洛罗夫所言：“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文明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在自然界中的生存本质的论述，为我们应对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生态文明的建设关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尤其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之下，其机遇性和挑战性都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生态的发展性困境呼吁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重拾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现代社会经济的进程建立在生态环境健全发展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人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现实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比工业文明更加进步的生态文明。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始终从中国特色的国情出发，非常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从提出绿化祖国口号，到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并将环保纳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轨道;再到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并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把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国家发展的一项政治理念，这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的到来。
本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指出：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不断顺应着时代的新变和人民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不断开拓与创新，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的崭新篇章。
当然，在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当代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环境教育制度的建立，相应的理论构建，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的实施……这都要求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精神宝库，以发挥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卷，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3.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4.郇庆治：《发展的“绿化”：中国环境政治的时代主题》，见《南风窗》2012年第2期。
5.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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