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论文：政治哲人的求真与谨慎—《游叙弗伦篇》与政治哲学的开端
摘要：本篇人生哲学论文认为：对于《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是否赞成游叙弗伦“子告父罪” 的行为，有多种意见和解读方式。结合希腊城邦的历史背景分析“虔敬”这一主题我们可以得知，苏格拉底与普通公民代表的城邦习俗、游叙弗伦代表的年轻人处于一种复杂的三足关系之中。这表明苏氏是否支持游氏的行为都不能作为古希腊有“亲亲相隐”传统的论据，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普通的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哲人不仅要“求真”，更要对自己的言说保持谨慎。
关键词：苏格拉底; 《游叙弗伦篇》; 亲亲相隐; 政治哲学开端
《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全集》一篇对话录，讲述了苏格拉底去法庭准备受审之时在法庭门口遇见游叙弗伦，就“虔敬”问题与其展开的一场对话。对这篇对话的解读，各家意见不一，甚至于在前些年引发了一场学术官司，可见这篇对话的重要性。笔者研究这场争论的相关文献之后，深感有关这篇对话的某些问题并没有彻底厘清，因此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尝试进行梳理。本篇人生哲学论文认为首先将探讨这篇对话发生的时代背景，从而解读为何“虔敬”会成为这篇对话的主题;之后梳理出苏格拉底、游叙弗伦与普通民众的三足关系;在此基础上的第三部分阐释这种三足关系对于理解政治哲人的特征以及政治哲学的意义。
一、上个世纪以来，随着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对于施特劳斯所重视的古典政治哲学(特别是柏拉图文本)的研究也再度兴起，方兴未艾。施派将“苏格拉底之死”作为政治哲学的开端[]，因而对苏格拉底在公民大会上所作申辩的《申辩篇》较为关注，历来解读的文章较多，而对《游叙弗伦篇》则关注较少。事实上，西方学界对于柏拉图著作的编纂、校订和注释有很长的历史，较为流传的版本是1578年由意大利人斯特方编纂出版的《柏拉图全集》，他所编订的分卷、页码和分栏为各国学者广泛采用。在这个版本里，《游》是作为《柏拉图全集》的第一篇出现的。从对话录中主人公苏格拉底活动的时间顺序来看，在《游》之后，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受审，在《克里托篇》中拒绝好友帮助其越狱的建议，然后在《斐多篇》中慷慨赴死，完成其生前的活动，这四篇完整的勾勒了苏格拉底死前的生命轨迹，因此《游》成为柏拉图对话录的第一篇，这在学界取得一致意见。同样，我们都认可柏拉图对于西方哲学的开创性贡献，那么作为其作品的第一篇，《游》这篇对话隐含某种对于柏拉图哲学，甚至对于西方哲学的开创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如此，这篇意义重大的对话为何选择“虔敬”作为其主题呢?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社会发展依循的是从家庭、氏族到城邦的逐步扩大的方式，这种发展以宗教信仰为原则。首先，家庭以宗教活动作为其生活的中心，宗教构成了古代家庭的原则，婚姻、财产权、继承权等等都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的，甚至于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法权概念在古代人们观念中都还模糊不清，可他们却清楚意识到宗教原则。“宗教并没有创建家庭，但它给家庭以规则”[](69)。随着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在家庭的基础上产生了氏族，氏族的联合产生出部落，之后产生各个城邦。雅典城邦的形成也不例外，在“马拉松平原上的四个村庄共同祭祀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比雷乌斯(Piraeus)、法勒伦(Phalerum)和一两个邻近的自治城市共同修建了一座神庙献给赫丘利。后来，这些小国合为12个联邦。人们从家长制的家国一体的组织形式过渡到一个扩大化的社会之中”[2](158)，最终形成了雅典城邦。毋庸置疑的是，伴随着“家庭—氏族—部落—城邦”的扩张，是宗教的扩张。换言之，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的形成，是以古代信仰和古代宗教为原则来进行的，是家内宗教的扩大和延续。虽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宗教信仰——自然诸神，并且这种新的信仰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但是家庭宗教仍然在古希腊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宗教仪式方面，人们注重其纯洁性，他们可能已经忘记这些仪式背后的涵义，但是对于仪式本身是不折不扣地遵守着。宗教观念对于生活于古希腊社会中的人们的影响非比寻常，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各个城邦政制的建立。因此，柏拉图在作品中谈论“虔敬”，并非只是在谈论一个简单的宗教伦理问题，涉及到的是宗教对于城邦的重要意义：民众对于城邦的庇护神祗是否虔敬，表明民众是否接受和承认城邦政制的赖以建立的原则，这是城邦能否得以维持下去的基础。
另外，古代信仰的一个特点就是祖先崇拜，从而极端崇尚父权。“就家庭而言，由于权力与宗教相连，父亲作为宗教的主持人，自然成为一家之主和审判者;与此相似，城邦君王同时也担当宗教大祭司的职责。”这种家庭-社会模式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父亲因为能够主持祭祀活动，因而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父亲是家庭里面地位最高的角色，这与中国古代社会中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类似，权力之大甚至掌握着配偶和子女的生杀予夺。这种地位也反映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国家篇》中的苏格拉底被玻勒马霍斯拉去他家聊天，见到了玻的父亲克法洛斯，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很久没见到他(克法洛斯——笔者注)了，他看上去很苍老。他坐在带靠垫的椅子上，头上还戴着花圈。才从神庙上供回来”(2)。苏格拉底对这一习俗表示了友善：“说真的，克法洛斯，我喜欢跟你们上了年纪的人谈话。”(3)能够这么写，表明作者柏拉图对于父亲角色的重要性、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既然父亲是主持家祭、祭祀神灵的人，大众对宗教神祗的虔敬必然包含着要对父亲——这一家神祭司的尊重，这是虔敬的应有之义。虔敬神就必然要尊敬自己的父亲，这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律规定，但是已经成为雅典城邦社会的习俗法。所以当游叙弗伦要去控告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自己也清楚：“我告的那个人，你听了会说我疯了。”
本篇人生哲学论文认为：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柏拉图选择“虔敬”这一对城邦如此重要的问题作为对话的主题，也就直接指向了当时雅典城邦和人民的“安家立命之所”，表明他关注的是“人如何生活”这一根本大事。同时，作品中被控的苏格拉底与控告其父的游叙弗伦进行对话，彰显了城邦政制出现动摇的事实，这表明长久以来建立和维持城邦的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分析城邦基础产生危机的原因，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处时代的两个历史变化：
其一，城邦内部君主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转变。前面已经指出，古雅典城邦原本是建立在古代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城邦君王不仅治理城邦，同时也担当宗教大祭司的职责。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古希腊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导致海上贸易的发展迅速，原本在城邦中处于弱势的平民和被保护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以此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随着几次革命和改革，以古代信仰为基础的君主政制和社会制度开始动摇，城邦逐步走上了民主制进程。
其二，城邦之间以及东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亚细亚的古波斯帝国为了扩张版图，与希腊诸城邦展开了两次旷日持久的东西大战，史称“希波战争”，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最后以波斯战败而结束。但是动荡并没有终止，胜利的希腊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两个同盟为了争取整个希腊的霸主地位，又展开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次战争对希腊诸城邦的影响及其深远，战争中的各个城邦交往频繁，原来封闭的城邦社会被打开，包括雅典城邦在内的整个希腊社会的公民不仅深入认识了希腊其他城邦的生活方式，对于东方的波斯帝国的风俗、政制等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认识和了解，冲击了原本政制下认为的“天经地义”的一些观念和原则，从而为当时的思想家思考政制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土壤。
在这两个大背景之下，城邦的神学基础产生了动摇，改变是势在必行。因此各种势力纷纷上场，阐释他们自己的观点，颇有“百家争鸣”之态势。具体到这篇对话，结合上述背景，对于这一主题的表态则直接反应了其有关政制的最基本态度，换言之，通过回答“虔敬”这一主题，能够从一个侧面反应对话者的基本政治立场。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是支持游叙弗伦的行为的，其被控告“腐蚀青年”以及“不敬神”的罪名“本身就意味着鼓励青年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父辈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摆脱家长权威和家族血缘纽带的束缚”。也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苏格拉底在和游叙弗伦的对话中使用反讽，目的是让游叙弗伦意识到自己关于对“虔敬”的认识多么浅薄，从而使其放弃控告自己父亲的想法。[]笔者认为，以上两方的论据都很合理，但无法支持其论点。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自己并鼓励青年一起审视父辈的传统观念，并不意味着他支持游叙弗伦“子告父罪”这种狂妄自大的行为;而他语带反讽同游叙弗伦对话也并不能说明其有“容隐”观念。从以上背景分析可以得知，苏格拉底面对游叙弗伦的行为究竟持何种态度，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如何面对既定政制的问题。
对话者游叙弗伦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肃性。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出，游叙弗伦对苏格拉底有着某种好感，甚至于将其引为知己。施特劳斯认为，游叙弗伦对苏格拉底的好感源于他的自夸。身为一个职业占卜师，他自夸对神圣事物拥有高深的知识，尽管这被普通人视为疯子，但游叙弗伦以显得像个疯子而自豪。因为他多少也知道，在那些充其量也只有属人智慧的人眼中，神圣事物总显得像是疯狂。游认为他和苏格拉底都不同于常人，他们都有高于常人的禀赋，他们为许多人所羡慕。游叙弗伦相信他和苏格拉底是同一条船上的。他在他自己和人类之间划下了一条线，他十分肯定，只有一个神圣事物的专家，像他这样的人，才算是虔敬的。言下之意是，他根本否认寻常公民成为虔敬的可能性。他对众人极其蔑视。他把这种知识最巧妙的部分留给他自己，或少数精英。
然而，苏格拉底却并未如游叙弗伦那样将其引为同路人，本篇人生哲学论文认为理由有二：
首先，在于苏格拉底对于追寻事物本质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没有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诘问”而想要让其站在同一阵线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篇对话发生之前，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在雅典城邦内众所皆知。苏的好友凯瑞丰从德尔菲女祭司那里得知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最有智慧的人，这个神谕让苏格拉底诚惶诚恐。为了弄清楚其涵义，他不停拜访当时雅典社会里最有名望的学者、政治家、诗人等公认的智慧之士，与这些人谈话辩论，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这些声称自己富有智慧的人实际上拥有的只是各种意见，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之下左支右绌，根本名不副实。苏格拉底非但没有寻找到智慧，反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这显然也是导致苏格拉底最后被判有罪的原因之一。最后，苏格拉底醒悟了，神谕只是借他来表明人之无知，“最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的智慧之处恰恰在于“自知其无知”，这种“无知之知”就是“认识你自己”的另外一种表达。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苏格拉底看到游叙弗伦在控告自己父亲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大义秉然”以及游氏声称自己拥有关于“虔敬”一类神圣事物的知识的时候，他是惊讶的：“欧悌甫戎(即游叙弗伦——笔者注)啊，皇天在上，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对神意知道得明明白白，对虔诚不虔诚分辨得一清二楚，不怕在告父亲的时候自己做出什么不虔诚的事情来呢?”(5)因为之前的经历，苏格拉底很难相信游叙弗伦真的拥有关于“虔敬”的知识，所以他的语气充满了反讽和调侃。事实上，对话的最后，游最终也没有给出关于虔敬的严格定义，因此，他关于自己控告自己父亲的理由也就没有了严格的论证来支撑。所以，苏格拉底很显然是不支持游氏“子告父罪”的行为，起码，柏拉图意义上的苏格拉底是不支持这种行为的。
其二，游叙弗伦没有一个真正政治哲人的审慎。对话的主题是“虔敬”，涉及到的是城邦政制的基础问题，不可谓不严肃。可是游叙弗伦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他据以控告自己父亲的理由并不严谨，在苏格拉底的反诘之下漏洞百出。也许对他来说，对于“虔敬”的充足认识、对于控告自己父亲的行为的充足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借以区别于普通雅典民众的优越感。采取这样的态度贸然对雅典城邦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高谈阔论，显然不是作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的作风，因此游也不可能得到苏格拉底的真正认可。
苏格拉底并不赞成游采取的荒唐行动，是否意味着苏格拉底站在游的反面，和普通民众一起反对游的僭越之举呢?我们知道，在之后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被人指控犯下重罪而出庭受审，被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显然普通民众将苏格拉底置于敌对关系之中。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同普通民众、游所代表的智者，处于一种三角关系之中。
一方面是普通民众所代表的宗教习俗势力。基于前文指出的雅典城邦的“政教合一”的特性，他们对于政治事务、伦理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宗教与习俗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对神保持虔敬，把虔敬当成“绝对命令”来遵守，却无法说明“虔敬”为何物。他们认为“子告父罪”严重违背“虔敬”的古训，可以预见对游叙弗伦的行为持强烈反对意见;同时，认为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是同一种人，因此将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加以谴责、控告。
另一方面，游叙弗伦当然是不满于原本的城邦习俗，他认为虔敬“就是做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告发那些犯有杀人罪或者盗窃庙产罪的人”(6)，然后他以法律和神话中宙斯反叛自己父亲为证明，试图说明其掌握了有关“虔敬”的神圣知识，由此将普通民众作为改变的对象加以蔑视，尽管他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普通民众和苏格拉底的承认。
第三方的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代表，虽然也不满意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事务和伦理实践的习俗化的理解方式，但同时也不赞同游叙弗伦式的自我标榜。作为一只城邦的“牛氓”，苏格拉底将城邦民众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作为某种程度的对立面，并非像游叙弗伦那样只是获得某种优越感，而是心怀天下，力图改造城邦其焕发新生。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不停的追问游关于“虔敬”定义的严谨性，没有证据显示他对于“虔敬”到底为何物已经了然于胸，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苏格拉底对于世俗城邦所理解的方式和游所理解的方式的合理性保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使虔诚的事情虔诚的‘型’本身”(8)是什么，这样的发问方式是苏格拉底区别于城邦公民和游叙弗伦的重要特征。
可以说，《游叙弗伦篇》这一设定场景式的对话，暗含复杂的三足关系，其分歧集中通过这篇对话，通过对于“虔诚”的理解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这种伏在的局面，反映出柏拉图对于政治哲人处境的深刻理解。
三、政治哲人究竟应该如何言说?苏格拉底之死给哲人提出了敲醒了警钟，如何用哲学话语言说政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以超越性的方式探索政治本质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作为一种人类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求真固然重要，谨慎同样不可或缺。苏格拉底之死给人一种误解，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是殉道者的角色，勇敢的冲击当时的政制。例如，有观点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强调哲人与民众的对立，而儒家思想主张圣民一体，导致了其不同的文化政治待遇：苏格拉底被处死而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这种不同待遇的对比显然是褒“中”贬“西”了，孔子在世时同样不受当政权贵的重用，秦朝更是采取极端的“焚书坑儒”政策来打击包括儒家在内的思想;而在西方，苏格拉底等三贤被后世视作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的，丝毫不亚于孔子在中国的地位。
我们所认知的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和柏拉图三人笔下有三种面相，其中在阿里斯托芬笔下，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自我知识和实践智慧的自然哲人形象，而在柏拉图对话中则不同，苏格拉底成为了一个倡导高贵谎言的政治哲人。[]如果我们认同将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之死作为政治哲学的开端这一观点，而后苏格拉底时代的柏拉图无疑是一个政治哲人，那么他通过对话体这一写作方式阐释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时候，作品中的苏格拉底显然不是《云》剧当中的苏格拉底形象，而更多的是柏拉图自己的映射。换言之，虽然在柏拉图的作品中，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这个事实无可避免的加入其中，但是不能将作品中他的言论与其被判处死刑进行简单的因果联系，因此，除非有特别的论证，否则简单用苏格拉底被定罪而否定《游叙弗伦篇》以及其它柏拉图作品中苏格拉底的言行是有失公允的。
总之，在《游》这篇对话里，柏拉图以否定的方式表明：政治伴随着哲学而生。古代城邦以宗教信仰为根本原则，这些原则口口相传，传统的意味着合法的，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这时候的政治是模糊的。人们有关自然和城邦的各种意见，追根究底来说只是对整个世界和城邦社会一种神话式的、约定俗成式的理解，这种理解禁不起逻辑的推敲。从哲学伊始，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开始，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以概念的、逻辑的方式追索万事万物之源。苏格拉底作为一名哲人，将哲学的这种倾向延伸到政治和伦理领域，用逻辑的、概念的方式代替信仰或约定的方式来解释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城邦建立的基础。政治原则只有在这样的解释之下才得以清晰，政治的本质才能得以彰显。
本篇人生哲学论文指出：放眼整个人类历史，每个民族初期，人们都是在用一种神话的、史诗的方式来把握政治和伦理。这种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每个民族在发展初期、思维水平较为低下时所采取的必然的、也是有效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交往的扩大，这种方式显然不能够提供一套更有确定性的原则来支撑一个更大社会的运行。对于希腊城邦而言，如果说旧有的这种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于封闭的城邦来说绰绰有余的话，那么经历过两次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城邦的封闭性彻底打破，旧有的方式就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于是才有了冲击旧有观念的智者派的兴起以及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政治哲人的出现。原来的神学政治体制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时代呼吁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秩序，以及理解政治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这就是苏格拉底所做的工作，他开创的一条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去关注政治社会生活与伦理生活的道路。这也是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在哲学诞生之初的体现。
本文原作者：李孟真 (南开大学哲学院 天津 300350);陈坎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华 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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