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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论文：先秦青铜雕塑中的骆驼形象的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本篇美术论文“先秦青铜雕塑中的骆驼形象的文化解读”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整体文化的制约。就中华汉民族的祭祀而言，是传承的却又是封闭的。正是由于其封闭性导致骆驼作为很早就传入中原地域的动物，一种代表着民族融合的特殊动物，却没有在相关的时期被纳入礼制的社会范畴之中，更没有涉及到祭祀的行列之中，只是作为一种供贵族阶级以赏玩、愉悦的奇畜。笔者认为这是中原汉民族文化的自身特点决定的，又暗示着先秦时期的文化自身的属性特点。

关键词：骆驼 祭祀 文化 封闭 玩赏

社会的进步是以生产的发展、文化的融合为前提的。先秦社会作为一个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裂变然后再转向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在中间社会发展过程的作用与价值;同时先秦时期又是一个中原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兼容和对峙并存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二者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这主要是由于中原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并且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不同所导致中原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并且在两方的文化之中也彼此敌对;另外一方面二者之间又通过相互的影响，虽然中原的汉民族和周围的少数民族经常打仗，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于中原和少数民族交界的地区两族的民族和风俗都进行深刻的融合，甚至有极少数的人民偷偷通婚，这都是中原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实现了逐步的渗透和了解，这样做，既能够促进中原及少数民族的民族大融合，又能够促进两民族彼此的可以这样说，汉民族深入到少数民族内部，能够理解少数民族本身的优势，而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沟通往来，又能够学习到中原一些优秀的汉族文化，例如日常的生产工艺或语言文字等等，中原民族少数民族之间通过不断的交流来吸引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丰富了各自的视野，与此同时，中原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也使彼此之间的文化艺术以及相关的文化艺术陶瓷制作品等等，出现了不一样的风格特征，诸如中原汉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其典型的例证就是在中原汉文化地区的古楚国发掘的人骑骆驼灯的照明工具的发掘。

一、 人骑骆驼灯---青铜雕塑中异域风格的代表

人骑骆驼灯作为一种以青铜铸造的照明用具，也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在长方形平底座上站立一只昂首垂尾的双峰骆驼，一人双脚后夹端坐于驼身，双手稳稳在握住一圆形灯盘的灯柱。整个青铜雕塑制作精巧，而不着意细部刻画。从整体来看，底座、骆驼、人物与灯柱、灯盘浑然一体，其重心设计极为科学合理。

人骑骆驼灯的发掘无疑说明了先秦时期各诸侯之间的频繁不断的交流往来。事实上，中原汉民族也从未与各少数民族搁置过交流。《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又山戎、猃狁、草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騨騱。可见骆驼是少数民族的产物，在早期的西部岩画中出现了诸多关于骆驼的描述。“据《吸冢周书》记载，商代初年，伊尹曾命西北方的翟人贡献橐驼”。[1]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又一直保持着一种贸易关系。“其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交换的良马、牛……都见于阴山岩画中，就是拉运货物的马车的图形也见于岩画中”。[2]可见骆驼这一动物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原地域，但是为什么没有跻身到中原汉民族传统的祭祀与鸟兽尊的行列之中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原汉民族文化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二、人骑骆驼灯背后的文化分析

1、万物有神灵观念的诉诸

我国的封建制社会可以说是一种不信苍生信鬼神的社会，当时的人们精神上比较落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落后虽然与同时期的封建社会，或是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相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国算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封建社会自身的弊端依然不可掩饰的凸显出来，由于人们思想的蒙昧性，以及封建教育的闭塞性使得人们的头脑之中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观念，特别是对于鬼神的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如： 在我国，无论是充满鬼魅的夏商时代，还是礼制贯穿于社会发展始终的周朝，人们对于鬼神的迷信都是空前的，即使是强大如先秦时期也是如此。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及其认识事物的深度的局限性造成了先秦时期又是一个充斥着万物有神灵的观念的社会。人们将这种对于神灵的崇拜还原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也就是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祭祀。祭祀活动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求，对于财富的渴求，以及对于未知的渴求，都转移到了对神灵的祭祀活动之中，这种对神灵的祭祀活动也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古文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祭祀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其祭祀范围不仅包括天地四方，还有自己的祖先，更有山川河海等等。在祭祀的过程中，要求也是特别严格的。这不仅表现在对祭祀的人员上、衣着上以及祭祀礼器的组合上等等，甚至在祭祀中所选取的动物也有严格的规定。为此还专程设立了专门的饲养动物的官员以备祭祀时候的能够及时供应所需要的动物。此外在祭祀中对动物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时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系之。凡牲不系者，共奉之”。 [3]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整体文化的制约。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祭祀也属于一种文化形态，这是因为祭祀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态，以及人民的生活风俗出发的祭祀活动，既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的整体发展，同时又能够提体现人们日常生活的风俗，并且从祭祀的每一步环节之中，体现出人们对于未知的力量，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祭祀不仅是一种古代封建社会的活动，同时，他更是古人生活的有力体现，象征了我国古代社会的阶段性的文明，并且，在祭祀的过程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发展的脉搏以及民族兴亡的过程。

祭祀作为一种仪式，一种对万物有神灵的观念的崇拜的体现，也是人类获得美好祝福的一种方式;对于来源于人，而又远远高于人的神而言，人们是敬畏的。从而决定了在这样的一种动机之下的祭祀的肃穆性。作为整个祭祀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动物在其中的重要性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形式。事实上，从祭祀前对动物的选取上以及对动物的自然属性的要求上我们也不难发现，动物在其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例如祭祀所用的一些物品会被塑造成动物的形状，可是这些动物都是有要求，有选择性，例如我们能看到一些计生用品的，成了牛的形状，或者是羊的形状，有的也做成了猴子的形状，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常见的动物，但是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能够经常看见诸如蚂蚁，蠕虫，蝙蝠这些动物，我们就不会在祭祀的用品之中看见他们的影子，最主要是因为这种动物的外形本身就会给人们一种负面的感觉，所以就不适合这种庄严，肃穆，充满敬畏感的场合，正是在这个严肃的仪式之中蕴含着人们对这些动物的认识与理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动物对他们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动物，它们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融入到社会文化观念之中，并且成为社会文化内涵中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赋予了这些动物以更多的人类社会内容于其中，所以这些动物也就显得格外不同，特别是在祭祀之中。

但是对这些动物的认识与理解却又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伴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积累的过程，继而成为今天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于是，对这些动物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它给人类带来的新的转变就上升到人类对这些动物的驯养的实现的层面之上。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人们对于驯养这一门科学并不太了解，而且当时有很多动物都处在一个野生的状态，所以像这种野性的动物，根本就不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服务，因此人们才想出了驯养这一问题，后来随着人们生活中不断的摸索一探求过程的发展，终于找到了动物的生活习性规律，这样也就能够成功的驯养野生动物，而这种驯养动物的社会行为的实现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地便利，促进了人们对其进行新的尝试。在当时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社会，无疑是一项创举。在分工实现以后继而衍化为地位的象征，因此这些动物在人们心目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地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情节。也正是这一观念赋予了这些动物以不同的社会意义，对这些动物的认识也注入到了中华文化血液之中，并在这一基础上衍化出了一个富有人性关怀的新的属性特点。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5]作为礼制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动物不仅在祭祀中显得异常重要，作为一个贯穿于社会发展始终的礼的表现。动物也已经成为了现实社会中的等级的代表。“以禽作六挚，以等诸侯;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4]其中的动物形象均取其象征意义，如羔的象征意义，《白虎通义》说：“卿执羔为挚，羔者，取气群而不党，卿职在尽忠率下，不阿党也。”雉，郑玄说：“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贞节。”等等。

如果说祭祀牲畜还是一种原始的巫术活动的话，鸟兽尊的出现则把先民们的原始的宗教观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准则的一种文化活动而固定下来，并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礼仪。鸟兽尊作为一种升华了的宗教意识形态，把先前的原始的祭祀信仰，得以以规范化的形式固定且传承下来。不仅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前进行以及人们对自我身边的宗教观的进一步提炼与发展，也说明了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礼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范畴。

体现礼制的器物的地位更是不可忽视。首先，它是礼的表现范畴之一，寓于礼与其中。因此就单纯尊彝的形象而言，同是作为青铜器的尊彝，它的地位就非同寻常了。“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6] “六尊六彝”的造型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家禽，也就是祭祀过程中所献祭的动物。这些动物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那么的息息相关。这也深刻说明了作为中原汉民族产生之初以来，在自身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也说明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赋予了这些事物以特定的概念与意义，以使其在社会中担负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自身的责任与功能，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之中。同时鸟兽尊的出现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不仅说明了原始先民的独特的创造性，还将审美性也深刻地寓于其中。鸟兽尊与青铜器相比较更多地几分狞厉，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颖与稚朴之风。

本篇美术论文认为：在祭祀的过程中记录着人们对自然以及自身的认识与理解，也可以从中扑捉到人类在早期活动中的影子，更可以窥见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的逐步积淀。就祭祀而言，又是相对狭隘的。具体体现在，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以及各自崇拜的对象，所以不同民族的祭祀礼节和祭祀用到的器物，甚至是器物上面的风格图案也有着各自的特点，正是这一点不仅决定了祭祀方式的不同，祭祀的形式特点和体现的人文精神也是完全不同的。

2、中原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例证

骆驼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动物，是中原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有力见证。记录了中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同化与并存，也记载了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前提下对其他文化的兼容并蓄，是中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交流的使者。因此，骆驼在先秦美术中的形象的表达凝结着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特殊的情结，是各民族间民族融合与交流的鉴证，记载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

就中华汉民族的祭祀而言，是传承的又是封闭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从原始社会最初的图腾崇拜发展到今天，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以更加合法化的形式保存下来，也成为了渗透在人的思维意识中的一个潜在的规则和行为约束。封闭则体现在对外来民族文化的排他性，一方面表现开始学习和借鉴外来的文化，但是却又始终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致使他们始终从未真正融入到中华汉民族的血液和发展脉搏之中。致使骆驼作为一种动物，一种代表着民族融合的特殊动物，一种具有特殊情结的形态，却没有在先秦时期被纳入礼制的社会范畴之中，更没有涉及到祭祀的行列之中，而只是作为一种奇畜，反映在社会阶层中，表现在只是供贵族阶级以赏玩、愉悦，仅次而已。这一方面说明了先秦时代生活的特点也说明了祭祀的另外一个特点——对本土民族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性。

结语

中原汉文化地区的古楚国人骑骆驼灯的出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交流的繁荣与融合，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原与少数各民族的频繁交流。从而为各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页

[2]周菁葆.丝绸之路岩画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6. 4页

[3][4][5][6]钱玄注译.周礼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1,5.117-118,166,192,182页

[7]付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

[8][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6.

[9][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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