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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会计的历史沿革及其推动因素

【摘要】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公允价值会计的命运可谓峰回路转，从危机最严重时期几乎被废止，到后危机时代卷土重来，历经重重磨难的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范围反而日益扩大。饱受争议的公允价值会计，是如何从象牙塔的理论探讨演化为实务界的广泛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日益成为主流的背后有哪些推动因素?对此，通过系统地分析公允价值会计的历史沿革，试图揭示沿革进程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公允价值;历史沿革;历史成本;资产重估;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与传统观点不同，公允价值会计并非新生事物，其存在的时间与历史成本会计几乎一样悠久。公允价值会计与历史成本会计作为“竞争对手”，同时并存，相互映衬，既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有相得益彰的作用。综观相关学术文献，本文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萌芽阶段(1800 ~ 1970年)、诞生阶段(1970 ~ 1990年)、发展阶段(1990 ~ 2006年)、存废阶段(2006 ~ 2009年)和改革阶段(2009年至今)。经济环境、监管要求、金融危机、信息技术、学术研究是驱动公允价值会计发展的五大力量，但在不同阶段，这五大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不尽相同。

一、公允价值会计的萌芽阶段

公允价值会计的萌芽阶段介于1800 ~ 1970年。这一阶段经历着法律规定和案例判决早期对资产重估(可视为公允价值会计的雏形)的默许，到金融危机导致监管部门对资产重估的取缔，公允价值会计发展遭遇严重挫败。但受到学术研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历史成本会计的背离时有发生，公允价值会计的火种并没有完全熄灭。

1. 监管环境默许重估，公允价值会计初现端倪。公允价值会计的雏形可追溯至1807年的拿破仑商法。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该法要求企业编制年度资产和负债清单，且资产必须按清单编制日的价值计价，具有资产重估的显著特点。该法被欧洲国家广泛借鉴，“原生态”的公允价值会计得以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立法和商业实践中推广。英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像拿破仑商法一样对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和计量规则做出详细规定，但19世纪很多英国企业效仿法国的“清单法”对资产进行计价，并且将利润定义为两个连续会计期间净资产的价值变动。英国1844年颁布的股份公司法强调，资产负债表应当“完整和公允”。1856年修订的股份公司法更是明确要求按市价对资产进行计价，以便以“真实和正确”的观点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上述公司法要求资产按市价计价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应当反映开展业务和履行偿债义务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世纪，市场价值就开始被英国银行业广泛运用，很多银行的章程明文规定，财务报表应当以对银行所拥有财产的当前估值为基础。同样地，美国的金融机构在1938年之前一直按市场价值报告其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1929 ~ 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导致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大幅萎缩，银行只好对这些资产的价值大幅减计并导致巨额亏损，严重侵蚀了其资本基础，降低了其信贷投放能力，从而加剧了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了降低市场价值的破坏效应，1938年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银行改用历史成本会计。可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关注和争论是有历史先例的，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采用“顺周期效应”这一时髦术语。

在美国，公允价值会计的兴起得益于公用事业公司的推动。在物价上涨时期，采用公允价值，公用事业公司可以报告较低的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避免消费者诉诸法律或行政手段，要求对公用事业公司进行价格管制。19世纪后期，美国对公用事业公司确定合理收费所依赖的资产计价基础的争论升级为法律诉讼。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史密斯与阿米斯一案时裁定，基于公众利益，公用事业公司在确定合理收费时应按公允价值对其财产进行计价。这或许是公允价值在美国的首次提出。必须指出，这一判例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1944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898年的判决，公允价值不再作为公用事业公司唯一的资产计价基础。

2. 金融危机引发问责，公允价值会计跌入低谷。在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上，美国经历了从早期的自由放任到后期的严加管制过程。20世纪初，美国会计界尚未制定公认的会计方法和程序，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也缺乏相关规定。自由放任的环境赋予上市公司不受任何限制的会计政策自由选择权，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尽量选择对其最有利的会计计量方法，资产重估成为“美化”财务状况和“提升”经营业绩的便捷手段。对此，证券市场熟视无睹，会计界也没有提出异议。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溃，投资者损失惨重，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启动调查问责机制，除操纵股价、内幕交易和违背信托责任外，国会认定监管缺失和滥用资产重估也是造成股灾的两个重要原因。

为了重振投资者的信心，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成立伊始，掀起了打击利用资产重估粉饰报表的运动。SEC委员希利在这场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改变了美国会计的发展进程。加入SEC之前，希利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负责监督对公用事业公司报表操纵长达六年的调查。他对公用事业公司通过资产重估操纵报表的做法深恶痛绝，因而采取十分保守的会计立场，要求上市公司只能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编制和披露财务信息。鉴于希利的权威性和影响力，SEC内部逐渐形成了崇尚历史成本会计、抵制公允价值会计的文化氛围。正是受这种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成本在此后数十年里成为主流方法，资产重估这种原生态的公允价值会计几乎销声匿迹。可见，金融危机改变了历史成本会计与公允价值会计并行运用的进程，SEC在经济大萧条后对资产重估的取缔、对背离历史成本会计的苛责，严重抑制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

在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1953年发布的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ARB 43)开了将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的先河。ARB 43提及公允价值多达20次，如第五章指出：企业应当按所发行证券或所获取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无形资产的计价基础，具体视何者更具说服力。又如第七章指出：资产发生减值时，应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但ARB 43并没有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和计量方法进行严格界定，且公允价值计量在多数情况下仍属于例外，而非主流。

3. 学术研究百家争鸣，公允价值会计延续火种。驱动公允价值会计发展的力量，既与经济环境和监管要求密不可分，更离不开学术研究的特殊贡献。在公允价值会计的雏形阶段，特别是20世纪20 ~ 60年代，学术研究发挥着理论先导作用，为公允价值会计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学术界涌现了许多与公允价值会计相关的经典之作。公允价值会计的基本思想最早可追溯至约翰·班纳特·坎宁于1929年发表的《会计学中的经济学：会计理论的一种批判性分析》。坎宁将经济学中的概念引入会计学，并将资产定义为“以货币表现的未来服务或可转化为货币的未来服务”，将收益定义为“用货币表现的由企业的资产和其他服务所提供的最终成果”。坎宁认为“已实现货币收益”的折现值是资产的最理想计价模式，资产的价值变动应当确认为当期损益[1] 。可见，坎宁对资产和资产计价的观点蕴涵着朴素的公允价值会计思想。

麦克尼尔在其1939年出版的《会计中的真理》一书中，提出财务报表应当建立在主要以市场为基础的计价模式上，其观点同样折射出公允价值会计的思想火花。麦克尼尔将资产分为三类，并提出不同的计价方法：可出售资产(如存货、有价证券等)应按市价计价，这类资产的持有损益应确认为当期损益;非可出售但可重置的资产(如固定资产)应按重置成本计价，这类资产的持有损益不应计入当期损益，而应计入资本盈余;非可出售且无法重置的资产(如专利、土地、矿产资源等)，只能按权宜的方法(摊余成本)计价。麦克尼尔主张可出售资产按市价计价并将其价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2] ，这一主张已相当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允价值会计。

20世纪40 ~ 60年代，学术界对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巅峰时期。在这场争论中，佩顿、利特尔顿[3] 撰写的《公司会计准则导论》大放异彩，为历史成本会计的普及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成本可分为两类，已消耗的成本为费用，未耗用的成本为资产。可见，他们是从收入费用观的角度来定义资产。根据他们的理论，在收益确定中，资产和负债居于从属地位，而收入、成本和费用则居于主导地位。这与公允价值会计在收益确定中以资产和负债为中心的理念迥然不同。佩顿、利特尔顿还从资产的竞争性市场、计量一致性、持续经营假设、配比原则、成本效益等角度，论证历史成本优于现行价值。《公司会计准则导论》这部旷世论著对会计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确立历史成本会计主流地位的同时，让公允价值会计在将近半个世纪内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值得庆幸的是，学术研究从来不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统根深蒂固。佩顿、利特尔顿为历史成本会计确立的主流地位，并不妨碍其他学者对其他计量属性的探索。1950年，亚历山大在其《动态经济环境下的收益计量》一文中针砭了历史成本会计在物价变动时导致财务信息失真的弊端，建议按一般物价和特定物价的变动情况，对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进行调整[4] 。1961年，穆尼兹在第1号会计研究文告(ARS)中引入了“市场价格”的计量理论。1962年，斯普劳斯和穆尼兹合作的ARS 3引入了“市场价格”的概念，并建议有价证券应按市场价格计价。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指出，相关性是会计信息最重要的质量特征，而历史成本会计显然无法提供相关性的信息。这一远见卓识的观点对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概念框架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公允价值会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历史成本在会计实务中仍属于主流的计量属性，但对历史成本的背离时有发生，对历史成本之外的其他计量属性(如重置成本、市场价值、市场价格、脱手价格、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等，这些借助市场价值或现值对资产进行计价的方法，都可视作公允价值会计的范畴)的探索从未间断，公允价值会计的思想由来已久。

二、公允价值会计的诞生阶段

公允价值会计的诞生阶段介于1970 ~ 1990年。标志性事件包括：①日益复杂的经济业务对创新性金融工具的广泛运用，迫使SEC改变长期以来对公允价值的偏见，不再将历史成本作为唯一可接受的计量属性;②FASB在1973年取代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对于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FASB在概念框架研究中提出资产负债观优于收入费用观的观点，为公允价值会计的诞生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理论基础;③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储蓄银行危机，暴露了历史成本会计的诸多缺陷，凸显了公允价值会计的比较优势，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水到渠成。

1. SEC立场转变，公允价值会计迎来转机。如前所述，1929 ~ 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导致SEC对偏离历史成本的资产重估做法深恶痛绝，公允价值会计噤若寒蝉。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现象发生了逆转。人事更迭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催化剂，时任SEC主席的威廉·J.凯西主席决定从SEC之外遴选一位首席会计师，以配合其求新求变的改革。

1972年，在伯顿成为SEC第一位从外部遴选的首席会计师后，SEC内部对公允价值会计经历着从反对、反感到支持、拥抱的转变。来自学术界的伯顿思想开明，不受SEC推崇历史成本会计反对公允价值会计文化氛围的影响。伯顿就读于哈弗福德学院并接受贝尔教授的教诲，而贝尔是现行成本会计的主要倡导者。更重要的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会计与财务教授，伯顿本来就是一个热衷于变革传统会计模式的活跃分子。他一上任，就与凯西主席配合默契，一改其前任对公允价值会计讳莫如深的立场，利用70年代中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使历史成本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而广受指责的有利机会，引入现行成本和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欧佩克在石油产品和定价政策上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焦点问题。通货膨胀造成基于历史成本的财务信息严重失真，投资者、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强烈要求监管部门和准则制定机构采取措施根治信息失真的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SEC发布第190号会计系列文告(ARS 190)，要求上市公司在历史成本财务报告之外，补充披露现行成本或重置成本等信息，客观上为公允价值会计的诞生提供了宽松的监管环境。第一次石油危机促使SEC于1976年要求石油天然气上市公司采用现值会计确认石油天然气储备，这既是对历史成本会计应对物价变动先天不足的补救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公允价值会计应对物价变动的比较优势。

2. FASB乘势而为，公允价值计量加快引进。得益于SEC态度的转变，FASB乘势而为，主动作为，加快了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步伐。与其前任APB摇摆不定的态度不同，FASB成立后就致力于推动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工具领域的推广运用。1975年10月，FASB发布了SFAS 12(某些可交易证券的会计处理)，要求按公允价值对证券投资进行计量，并将流动性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将非流动性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股东权益。SFAS 12是FASB发布的第一个运用公允价值的准则，开启了以公允价值作为证券投资主要计量属性的先河。

1974 ~ 1975年，因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陷于破产边缘的纽约市进入债务重组程序。银行被迫修改债务契约，同意纽约市将债务展期。为此，FASB认真斟酌应否要求规范参与债务重组的银行，在出现债务延期支付导致风险增加时，将应收款(贷款)的面值减计至现行价值，因为当时银行的贷款现值大大低于面值。1976年5月，FASB发布了讨论稿，要求银行出现债务重组时按公允价值对应收款(贷款)进行重新估值。此举将导致银行的资本因为贷款减计而下降，限制其放贷能力。银行向FASB递交了数百封反对信，表示强烈反对。迫于银行业的巨大压力，FASB在1977年6月发布的SFAS 15(债权债务人对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中做出让步，债权人不一定要减计重组债权。尽管如此，SFAS 15可视为FASB将公允价值用于债务重组的尝试，为扩大公允价值会计运用范围做了铺垫。

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历史成本会计的不足暴露无遗。1979年9月，FASB发布了SFAS 33(财务报告和物价变动)，要求上市公司补充披露按物价指数对非金融资产的历史成本进行调整的现行成本信息，这是FASB将公允价值用于非金融资产的又一次尝试。

3. 金融危机引发反思，公允价值会计凸显优势。20世纪80年代前对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激辩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80年代之后，随着金融创新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的大量涌现，这种争论已经开始进入实务层面，因为很多衍生金融产品根本就没有历史成本，公允价值是唯一可行的计量属性。为此，FASB在1984年12月颁布了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5)，在历史成本之外，正式承认了现行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脱手价值)、可实现净值和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四种计量属性。尽管这四种计量属性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允价值，但SFAC 5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FASB对历史成本的背离及逐步向公允价值靠拢的决心，从概念层面为公允价值会计的推广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如果说金融创新促使FASB颁布虽有利于公允价值会计但还比较克制的概念公告，那么，80年代爆发的储蓄与贷款危机，则坚定了FASB推动公允价值会计实际运用的决心。危机发生前，储蓄与贷款机构基于历史成本的财务报表，显示出良好的资产质量和稳固的资本基础;危机爆发后，1300多家储蓄及贷款机构濒临破产境地，资本充足率跌破监管底线，不得不接受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的救助。美国国会因此介入调查，严厉问责。监管部门和机构投资者向国会反映的情况显示，基于历史成本的财务报表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储蓄及贷款机构的不良信贷资产、劣质金融产品及风险和潜亏在处置或出售前都不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导致监管部门不能及时采取措施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投资者也不能及时辨识储蓄及贷款机构的金融风险。为此，美国国会要求SEC责成FASB从准则层面进行反思和纠错，尽快解决历史成本既不能反映金融机构真实情况，也不能向监管部门提供预警信息的核心问题。在国会和SEC的双重压力下，FASB痛下决心，加快制定按公允价值对债务和权益证券投资进行计量的准则。可以说，储蓄及贷款危机加深了监管部门和会计界对历史成本所存在不足的反思和对公允价值比较优势的认识，从根本上撼动了历史成本统驭会计计量的根基，为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资产方面的运用奠定了舆论和理论基础。

4. 概念框架革新理念，公允价值会计清除障碍。1978年，FASB颁布了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1)，确立了决策有用观，指出财务报告的第一个目标在于向现有和潜在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其做出投资、信贷和其他决策的信息。决策有用观更加重视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只要能够提供与使用者决策相关的信息，计量属性的选择可以不拘一格。在很多领域(如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里，按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对于使用者的决策显然比历史成本更具相关性。概念框架所倡导的决策有用观，从理论上打破了会计界唯历史成本是瞻的思想禁锢，为FASB在制定准则时更多地推广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提供了正当性。

FASB颁布的SFAC 1将财务报告的第二个目标确定为：提供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对企业预期净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进行评估的信息。这为公允价值会计的推广运用提供了更加直接的理论支持。FASB在概念框架中强调现金流量，与会计界长久以来强调净收益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侧面为公允价值会计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阶段

1990 ~ 2006年，会计界和金融界见证了公允价值会计的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SEC更加开明的支持，FASB在金融工具领域大张旗鼓地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加上信息技术发展迅猛，获取公允价值信息的便利性极大提高、成本大幅降低，公允价值会计快步前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2000年，FASB发布的第7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7)将公允价值计量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峰，公允价值会计迎来了名正言顺的好时光。2006年，FASB发布了SFAS 157和SFAS 159，标志着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步入巅峰期。

1. SEC旗帜鲜明，公允价值会计摆脱羁绊。1990年10月，时任SEC主席的布雷登应邀在美国国会作证，指出基于历史成本的财务报表存在严重的时滞性，所提供的信息不利于监管部门及时了解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情况，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用十分有限，为此，他强烈呼吁按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以提供更加透明、及时的信息。布雷登代表SEC阐明的偏好于公允价值会计的立场，让监管部门和准则制定机构摆脱了羁绊，SEC和FASB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积极响应，正式启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制定，极大地推动了公允价值会计在美国的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SEC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支持也更明确。1992年年底，在美国财务经理人协会(FEI)举办的关于财务报告问题的会议上，时任SEC首席会计师的舒尔茨指出，SEC一直催促FASB，要求按公允价值或市场价值对可流通债券和股票进行计量，并将计量结果通过财务报表反映，而不是通过报表附注反映，因为很多投资者特别是非机构投资者通常不关注报表附注披露的信息。舒尔茨的讲话终结了可流通债券和股票表内反映与表外披露的争论，促使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步入快车道。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监管进一步放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为了满足资金筹措、风险规避和投机套利的需要，金融界创新了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面对这些衍生金融工具无能为力，公允价值计量成为唯一的选择。

2. FASB不再审慎，公允价值会计快步前行。SEC对公允价值的立场改变，让FASB深受鼓舞。20世纪90年代以来，FASB出台了许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这些准则既有涉及金融工具的，也有涉及非金融工具的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FASB审时度势，在推进公允价值会计中采取递进战略，从金融工具入手，再逐步推广至非金融工具的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此外，诸如无形资产、或有事项、债务重组、收购兼并等方面的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也日益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SEC的支持给FASB增添了抵御政治干预的底气。1998年，FASB的委员通过表决，全票通过了SFAS 133(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企业界对该准则的公允价值计量要求极力反对，并游说国会进行干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提出了议案，相关委员会也举行了听证会力阻FASB发布该准则。但FASB以专业考虑为理由，顶住政治压力，明确指出公允价值是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唯一可行的计量选择。

对FASB在90年代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其发布的32个准则中，涉及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多达23个，其中只有9个准则用于规范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其余14个准则用于规范非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足见公允价值在其他资产和负债中的运用日益增多。

3.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公允价值会计的推广运用事半功倍。20世纪80和90年代，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技术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推广运用无疑是一大福音，制约公允价值会计发展的成本效益问题得以破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财务报告编制者和使用者获取公允价值信息的便利性，而且大幅降低了公允价值的信息处理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使公允价值会计愈发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二是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估值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力地回击了历史成本会计捍卫者提出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不可靠、不可信的观点，坚定了SEC和FASB推广运用公允价值会计的信心。

三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财经媒体通过互联网发布财务信息，反过来促使投资者、债权人不断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更加及时、更加相关的财务信息，这无疑为公允价值会计进一步推广提供了正当性。

四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注册会计师界不再像过去那样抗拒公允价值会计，注册会计师界提出的公允价值信息难以获取且代价高昂、公允价值计量不可靠等惯常理由不再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注册会计师界对准则制定机构施加的压力。

五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运用加快了财务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得证券价格的波动性日益扩大，促使证券和金融监管部门要求企业更加及时地披露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信息，直接推动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

六是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银行和债券持有人等不断要求企业更多地提供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信息，客观上拓宽了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范围。

4. 概念框架取得突破，公允价值会计终获正名。2000年2月，FASB颁布了SFAC 7(在会计计量中应用现金流量信息与现值)，首次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层面上把公允价值正式作为主要的计量基础，在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FASB专门为基于现值技术的公允价值发布一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因为，1990年12月 ~ 1999年12月这10年，FASB发布了32个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其中涉及现值技术计量的准则多达15个。FASB深知，SFAC 5(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对于会计计量中“何时”和“如何”应用现值的规定很不明确。鉴于以现值技术为基础的公允价值在会计中的运用日益普遍，FASB认为有必要在概念框架的层面上予以规范。尽管公允价值计量日益普遍，但公允价值并非都可以从公开市场获得，因此，“认真研究并规范如何通过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去估计公允价值就显得特别迫切”[5] 。值得一提的是，SFAC 7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非清算销售情况下的当前交易中，非关联的、自愿的各方之间在购买(出售)一项资产或产生(清算)一项负债时自愿支付的金额”。这是FASB首次在概念框架中对公允价值进行定义，目的是为后续公允价值准则的制定提供指引。

5. 无序格局得以终结，公允价值会计走向规范。尽管SFAC 7对公允价值做出了定义，但FASB在2006年之前发布的40个与公允价值相关的准则中，并没有对公允价值进行权威的定义，且不同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规定存在诸多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会计准则之间对公允价值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规定，引起了SEC的关注。在SEC的干预下，FASB启动了规范公允价值会计的项目。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FASB于2006年9月正式颁布了SFAS 157(公允价值计量)。SFAS 157从三个方面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了规范。一是对公允价值做出统一定义，“公允价值是指在计量日，在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获得的价格或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二是明确了公允价值的三个层次，即以市场价格为输入值的公允价值、以相同或相似资产和负债的交易价格为输入值的公允价值、以估值模型为输入值的公允价值;三是从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确认及估值技术和信息披露等角度，对公允价值进行规定。

2007年2月，FASB又发布了SFAS 159(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中的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通过赋予报告主体更大的公允价值选择权，进一步扩大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范围，让金融机构和企业减少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因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带来的错配效应。

SFAS 157和SFAS 159的颁布，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标志着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由无序走向规范。

四、公允价值会计的存废阶段

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SFAS 156成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准则，将公允价值会计推向生死存亡的阶段(2006 ~ 2009年)。政界和金融界施加的巨大压力，曾一度使公允价值会计的命运岌岌可危。幸运的是，在这场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存废之争中，SEC没有重蹈20世纪30年代将资产重估作为金融危机替罪羊的覆辙，而是秉承客观公正和超然独立的立场，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站在一起，顶住华尔街和国会的不当压力和无理指责，挽救公允价值会计于水火之中。

1. 华尔街率先发难，公允价值会计岌岌可危。历史反复证明，每当发生金融危机，金融界总要寻找替罪羊，而会计往往是首选的对象。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在这次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华尔街，首先把矛头指向公允价值会计。其指出，采用公允价值对次级债如资产支持证券(A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以及与次级债衍生品如抵押债务债券(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DS)进行计量并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会产生极具破坏性且可能危及金融稳定的顺周期效应。即经济下行阶段或金融危机发生阶段，次级债和次级债衍生品的价格大幅下跌，迫使金融机构在账面上确认巨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这些巨额的账面损失披露后，会导致投资者产生恐慌情绪，形成“羊群效应”，诱使他们以“一致行动”的方式，疯狂抛售持有次级债和次级债衍生品金融机构的股票。股票价格的下跌潮，反过来迫使金融机构采取断然措施减少风险暴露，以“着火价”将次级债和次级债衍生品清仓，引发新一轮“死亡螺旋”的价格下跌潮。他们认为，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政府救市无功而返，公允价值会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为此，他们强烈呼吁国会向准则制定机构施加压力，暂停甚至放弃公允价值会计。

金融界把本应是纯技术的公允价值会计论战，上纲上线到危及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层次，触动了政治家的神经，促使他们向会计界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将公允价值会计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

2. 会计界奋起反击，公允价值会计自证清白。面对金融界的无理指责和政治界施加的巨大压力，以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基于专业的角度，奋力发起反击，指出金融界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职责倒因为果，目的是为自己过去激进的放贷政策和松懈的风险管理开脱责任。FASB时任主席赫兹在美国听证会上尖锐地指出，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工具领域日益扩大运用范围，并非会计界一厢情愿，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以及监管部门从历次的金融危机中清楚地意识到，公允价值计量有助于促使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及时、透明、有用的信息，金融界要求废止公允价值会计，罔顾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财务分析师协会与会计界一道，坚决捍卫公允价值会计，指出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加透明，将金融危机对不同金融机构的差异化影响暴露无遗，既有助于投资者评价其投资组合的风险，也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采取化解风险的纾困措施。

我们认为，金融界因为逐利而放松信贷标准，不计风险滥发住房按揭贷款，利用分层和增信等金融手法包装设计不透明的次级债衍生品，肆无忌惮地加大财务杠杆从事次级债和次级债衍生品交易，加上美联储不断加息引发房价下跌，才是酿成这场百年一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公允价值会计只是如实地反映金融界激进放贷政策和松懈风险管理的“信使”，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公允价值会计，无异于射杀信使。正是公允价值会计及时提供的透明信息，将金融机构危在旦夕的情况全面暴露，才促使监管部门和金融界有针对性地采取断然措施化解金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允价值会计是暴露金融风险、帮助化解金融风险的功臣，而不是罪人。

3. 政治家强势介入，准则制定部门被迫妥协。2008年9月，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风雨飘摇，脆弱不堪，改变会计游戏规则成为金融界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金融界的有效游说下，政治家强势介入，迫使FASB和IASB做出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在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旨意下，欧盟的财政部长声称，若IASB不允许金融机构对金融资产重分类，欧盟将撤销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支持。巨压之下，IASB破天荒在没有遵循恰当程序的情况下，于2008年10月被迫同意执行IFRS的金融机构，将原本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改用摊余成本计量，或将本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计入股东权益。

IASB的让步，使FASB承受了更大的压力。2009年，FASB也被迫做出妥协：一是允许金融机构采用内部模型法而不是公开市场法，对金融危机导致活跃市场缺失的金融资产进行计量;二是允许金融机构将属于非信用风险因素导致的金融资产减值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不是计入当期损益。

不论是IASB的让步，还是FASB的妥协，实质上是将正确的做法改为错误的做法，这种倒退是会计专业性臣服于政治现实性的典型写照[6] 。会计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与金融界和政治家的较量输得如此凄惨，既出乎意料，也合乎情理。会计准则本质上是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在财富分配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会计界，要与金融界和政治家较量，无疑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4. 证监会主持公道，公允价值会计逃过劫难。为了明辨公允价值会计的是非，美国国会于2008年10月责成SEC就公允价值会计对金融机构的影响程度、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倒闭的影响、公允价值会计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FASB制定准则的程序问题、应否弃用FAS 157、修订公允价值会计的建议等六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在三个月内提交报告。

2008年12月底，SEC按要求向国会提交了研究报告，主要结论包括：①公允价值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计量影响较大，但对损益的影响不足四分之一;②银行日益增长的信贷损失、投资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交易对手和投资者对银行缺乏信心以及流动性缺失，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倒闭的主因，公允价值会计的影响微乎其微;③绝大多数投资者支持公允价值会计，反对暂停或中止使用FAS 157;④独立性对财务信息质量至关重要，准则制定不应受政治力量或特定团体的影响;⑤不应暂停使用FAS 157或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会计准则，改用其他计量属性必将带来衍生问题;⑥暂停或中止公允价值会计，将使投资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动摇他们的信心[6] 。

可以看出，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公允价值会计大难不死，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SEC所秉持的客观公正的立场。SEC实事求是、抵御强大的政治压力、拯救公允价值会计于危难的做法值得赞扬。

五、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阶段

2008年爆发的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启动了新一轮的问责浪潮，促使金融界深刻反思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绩效评价等领域存在的重大缺陷，而且催生了新一轮的会计改革，促使IASB和FASB采取趋同的方法，对金融工具和公允价值相关准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公允价值会计进入改革阶段(2009年至今)。

1. 政治家指点江山，钦定会计改革路线图。在政治层面上，以20国集团会议(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其他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强势介入，为金融工具准则和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制定了路线图。政治力量高调介入技术性很强的会计改革是好是坏，会不会带来矫枉过正的后果，是否会给FASB和IASB带来不当压力甚至影响其独立性，尚待历史检验和学界认真研究。

G20于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首脑峰会，就会计改革提出六点建议，其中与公允价值会计相关的三点建议包括：完善金融工具估值准则;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复杂性;改革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FSB提出的与公允价值会计改革相关的建议主要包括：为了减少顺周期效应，应当探索采用前瞻性金融资产减值模型;完善公允价值准则，限制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范围;改进披露准则，提高信息透明度;IASB和FASB应当加强合作，在金融工具和减值准则方面实现趋同。

2. 会计界从善如流，呈现公允价值新气象。根据G20和FSB提出的要求，FASB和IASB确定了金融工具准则和公允价值会计的三项改革任务。一是简化金融资产的分类，降低金融工具准则的复杂性;二是探索前瞻性减值模型的运用，缓解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三是完善风险管理的信息披露，增加金融机构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以FASB和IASB为代表的会计界从善如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公允价值会计呈现出新气象。以下从IASB的角度，分析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方向和内容，因为按照G20和FSB的趋同要求，FASB的做法与IASB大同小异。

在第一项改革任务方面，IASB发布的IFRS 9取代了过去极其繁琐的IAS 39，以期降低金融工具准则的复杂性。主要的改革内容包括：①将金融资产由过去的四分类改为三分类，报告主体根据商业模式和现金流量特征这两个标准，将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按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将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②简化繁琐复杂的套期准则，IASB摈弃繁琐的规则基础，改按原则导向对套期会计进行规范，将套期分为三种类型并规定相应的会计处理。对于公允价值套期，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的利得或损失应当确认为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被套期项目的套期利得或损失应调整被套期项目的账面价值，并确认为当期损益;对于现金流量套期，套期工具中属于有效套期的利得或损失，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属于无效套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净投资套期，属于国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有效部分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无效部分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从准则的规定看，套期简化工作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IASB将套期会计处理与风险管理保持一致的做法深受欢迎，值得肯定。

在第二项改革任务方面，IASB在广泛征求公众对已发生损失模型(ILM)、预期损失模型(ELM)、公允价值模型(FVM)、经济周期模型(TCM)等代表性减值模型意见的基础上，最终选择预期损失模型。在如何采用预期损失模型的问题上，IASB经历了从预期现金流量法(Expected Cash Flow Approach)、好账簿与坏账簿法(Good Book & Bad Book Approach)、三组别法(Three-Bucket Approach)到三阶段法(Three-Stage Approach)的艰难探索，最终采纳了既可缓解顺周期效应又与风险管理实践相吻合的三阶段法。按三阶段法对采用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其做法是：报告主体在获取这些金融资产时(第一阶段)，必须根据经验数据和未来判断计提未来12个月的减值准备;报告主体获取的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已发生重大信用风险或低于投资级别时(第二阶段)，必须将金融资产存续期间的预期信用损失全部计提，但计提的损失不冲减利息收入;违约事件已经实际发生(第三阶段)导致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损失时，报告主体应将金融资产存续期间的预期信用损失全部计提并冲减利息收入。三阶段法这种前瞻性减值模型即将付诸实施，意味着会计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会计传统上只确认已实际发生信用损失、不确认未实际发生信用损失的惯例被彻底颠覆。这固然有助于消弭金融界和会计界在信用风险处理方法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界对政治界施加的巨大压力的妥协。此外，三阶段法这种预期损失减值模型若想取得预期效果，还有赖于金融界和会计界有效地应对金融监管、利率环境、基础设施、模型构建、内部控制、独立审计、成本效应等七个领域的挑战[7] 。

在第三项改革任务方面，IASB通过三项举措提高金融机构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一是要求报告主体详细披露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估值假设、估值模型、风险敞口、风险管理等信息;二是修改合并报表准则，提高不并表的门槛，杜绝报告主体以特殊目的实体(SPV)等方式将高风险的金融资产排除在合并报表之外的恶劣做法;三是修改与终止确认相关的准则条款，大幅度提高资产证券化业务终止确认的标准，防止报告主体通过表外反映高风险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六、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公允价值会计可谓命运多舛，其生命力之强盛，令人叹为观止。公允价值会计经历着早期与历史成本会计平起平坐，到经济大萧条后在数十年里几乎销声匿迹，再到20世纪90年代后的生机勃发，随后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又陷入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而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刀阔斧的改革所呈现的新气象，再次昭示其顽强的生命力。公允价值会计尽管因为金融家和政治家的介入而经常遭受挫折，但它绝不会因彻底臣服于外界的压力而夭折。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会计计量绝不可能再退回历史成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公允价值会计独霸天下的格局尚需时日，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存的计量模式仍将延续，但在金融工具等领域，公允价值有望成为主流的计量属性。会计发展史表明，政治界、金融界和监管部门对公允价值会计施加的压力，往往成为会计改革的动力。我们坚信，随着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信息技术进步不断迭代和商业模式创新日新月异、随着估值理论和估值模型不断改进，历经金融危机和行政干预洗礼的公允价值会计必将日臻完善，在21世纪成为主要的计量模式。

原作者为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原载《财会月刊》2019年第2期

主要参考文献[1] Stephen A. Zeff. John B. Canning： A view of his acadamic career[J].ABACUS，2000(1)：4 ~ 39.

[2] Stephen A. Zeff. Truth in accounting： The ordeal of Kenneth MacNeal[J].Accounting Review，1982(3)：N/A.

[3] W. A. 佩顿，A. C. 利特尔顿著.厦门大学会计系翻译组译.公司会计准则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 ~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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