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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论文：近代以来云南人口变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摘要：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介入，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以崭新的面貌呈现，比以往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性。鉴于此，从人口状况和人类活动这两个角度，探讨这个时期下云南人口变迁基于人类方面的原因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证实，人口变迁带来的静态的人口状况和动态的人类活动皆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因科技的发展，变得更为深刻。

关键词：近代;云南人口;生态环境

引言

文献分析证实，学界已经达成两点共识：第一，人口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第二，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历史性考察有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因此，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历史性分析成果颇丰。但在历史时期的云南生态环境研究颇受关注的当下[1-3]，对于云南省的人口与环境的研究却相对缺乏。另外，这些成果多着眼于明清以来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清代汾河人口与耕地、土壤侵蚀的关系[4];明清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形成的毁林开荒、围湖垦田等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清代西辽河流域人口增长对植被、野生动物和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的影响等[6]，而工业革命影响下的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却备受冷落。工业革命爆发后，人口活动的动机已与古代战乱时期大不相同，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近代以来的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具有十分显著的时代特征，庞大的人口压力下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成了一把双刃剑,使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也像它的创造力一样,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7]。只有在这个时期，才可以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无机化肥取代了人畜粪便和草木灰，在加速作物生产的同时造成了土壤板结的生态恶果。以及二十世纪后期特有的“迟发展效应”所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的人口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这个时期的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此外，笔者还注意到，有关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研究甚少同时关注到人口在静态与动态状况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着眼于此，从人口状况和人类活动这两个动静结合的状态探讨人口在生态环境中的能动作用，并同时对人口变化和迁移活动这两个方面加以总结论述，从鲜有涉及的“人口变迁”这个角度来分析近代以来，云南人口基于人类方面的原因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求从动静结合的角度弥补对近代以来云南人口与生态环境研究问题的缺失。

1 近代以来云南人口变迁概况

元明清以来，云南就成为各类移民的汇聚之地。移民入滇的方式和途径,各朝各有侧重,在元代主要是军事镇戍,明代有军事留戍、行政安置(包括仕宦任职、官府移民、谪迁流放等),清代则以军事戍守和自然流徙为主[8]。这些移民在为云南的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使人地矛盾更为突出,自然环境和各种资源配置悄然发生了变化,造成不可估量的生态危机。如果说，元明清时期，农牧业的发展缓解了原始农业的人口压力,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而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由于人类方面的原因,又变得问题重重。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1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云南人口经历了几次大的跌沓起伏，这与当时云南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第一阶段：1910-1932年。民国初期，辛亥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革命活动陆续胜利，军阀斗争基本平复，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矿业的逐渐兴起也推动了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运行的兴盛，从而加速了人口的大量迁移。据统计，1910—1932年间，除建水以外其余11个滇越铁路沿线主要城镇的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增长率均在30%以上，平均为128.15%，远远大于同期11%的中国平均人口增长率[9]。此外，滇缅公路的通车，架起了滇中、滇东南和滇西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促进了这一沿线地区的人口迁移。

第二阶段：1932-1936年。据《云南行政纪实》记载，1932年，云南共有人口1156.89万人[10]。1936年，云南人口达到1194.44万人，涨幅并不大。研究表明，这段时间，云南人口维持在1200万上下，并且年均增长率下降了0.07‰[11]。

第三阶段：1937-1945年。抗战期间，人口大量西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人口大迁徙(据冯祖贻估计，保守估算迁往云、贵、川的人口大约在三百万左右，其中一百万居于云、贵)，由于接纳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迁入，云南人口出现了增长态势。以昆明为例，1937年昆明人口由1936年的14.27万人迅速增长到20.59万人，所增长出来的6万余人多是迁移进云南的外省难民。但同时，战争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逃散外流等因素，也使云南损失不少人口。据粗略统计，抗战八年云南共损失人口近100万[10]。

第四阶段：1945-1948年。抗战结束之初，随着西迁企业、学校等单位返回原地以及大部分外省移民的离滇还乡，云南的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12]，随后逐渐恢复。

第五阶段：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大批的外省人口又回流到云南，使云南人口数量暴增至1595万人，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值。

1.2新中国成立以来

1.2.1 人口变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云南人口呈显著递增态势，1949-1990年这五十余年期间，云南人口从1595万升至3607万，增长一倍多，年平均增长40.24万人。具体而言可根据人口增长速度将这五十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8年。人们从战争的阴霾中解放出来，生活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使得战后的补偿性生育兴起，人口出生率提高。医疗服务的逐渐普及，也抑制了各种恶性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死亡率下降。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对边疆建设的大力支持，外省各类人员大规模迁入云南，本地人口的自然增加和外来人口的迁入，铸就了云南人口继民国以来总量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人口总量净增长达到319.48万。

第二阶段：1959-1961年。由于国民经济破坏、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以及人口外流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云南人口增长态势被严重逆转，出现了负增长，三年共减少14.62万人。

第三阶段：1962-1971年。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逐渐恢复，补偿性生育也达到了高峰，因此，在这十年里，云南人口获得了第二次增长高峰，人口净增达到629.83万人，年均增长62.98万人，年均增长率达3.16%，远远超过其它阶段，十年动乱导致的人口生育的无政府状态使得人口发展失去控制，从而出现了非理性增长状态。

第四阶段：1972-1982年。动乱过后，政府意识到了人口非理性增长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1972年全省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骤增的态势得到了一定控制，这期间，人口共增加690.36万人，虽然净增数量仍然较多，但年均增长较前一阶段已有所下降，年均增长率也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这两个阶段人口净增数量之多，使得云南人口基数变得十分庞大，

第五阶段：1983-1990年。1982年开始，云南省内各地区均制定了人口控制措施，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八年的时间，人口净增长显著下降到441.89万人，人口增长率已从全国各省市的第6位降至第16位，与全国比较，云南省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云南总人口达到4287.9万，2004年末达到4375.6万，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省总人口达到4596.6万人，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十年共增加了308.7万人，增长7.20%，平均每年增加30.9万人[13]。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五十年，2000-2010年这十年间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增长态势。

1.2.2 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是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是指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也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入地到迁出地的短暂性的改变[14]。第五次普查资料显示，云南发生人口迁移(主要指省际迁移)的人数共约116.44万人，其中，净迁入约82.09万人，在全国省际净迁入排位中位列第8。迁入人口主要集中于滇东、滇中地区,全省16个地市中,以昆明市接收迁移人口最多，其主要接收的是来自四川省的人口迁入，最少的是怒江，迁入人口主要来源于西南地区，其中来自四川、重庆、贵州的人口数量最大。迁出人口约34.35万人，主要流往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川等省,其次是贵州、重庆、广西、湖南、河南、安徽、河北、山西等省[15]。

建国初期，为了改变云南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国家组织了一系列的勘探、开发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处边疆的云南省由于历史遗留和国家的政策支持等各方面原因，也产生了十分可观的人口迁移活动。这些人口迁移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

(1)军队人员的迁移。其中一部分来自于解放初期的南下干部和解放军入滇迁入，据省委组织部1956年统计，这部分迁入人口约为7000人，这些人进入云南后，多数成为中高级领导者，并长期定居下来;另一部分来自于解放初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人员和战俘的遣返迁出人员。根据当时解放军云南军区花名册等相关材料数据，解放初期，国民党滞留云南的军政人员人数高达3万余人，其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员属于外省籍，这些人员绝大部分领取路费，被遣返回乡，由此造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迁出活动。

(2)支边建设的迁移。这部分迁移主要是迁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湖南农民的支边垦荒迁入。据统计，仅1959和1960两年，云南思茅、红河等数十个农场共迁入湖南醴陵、祁东等地3万余人，但这些移民有一定的返迁率。例如1960-1962年，因自动返迁或久假不归者有6000余人;另一方面是内地其他城市支援边疆建设的迁入。据统计，仅1965年一年，来自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国内多个大城市的6000余名高、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学生自愿迁入云南开展支边建设工作。

(3)知识青年和学生的迁移(既包括迁入也包括迁出)。其中一部分来自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省外知识青年入滇及其回流。据统计，1968-1978年11年期间，云南共安置了下乡知识青年30余万人;另一部分来自于云南籍学生的省外就学迁出和分配回昆的迁入人口。1977-1983年，云南籍学生被西南、华东、华南等地区录取大批学生，造成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同时，据云南省教育厅分配办公室统计，到1984年为止，从外省分配到云南的大学生达3000余人。

(4)因自然和其他客观原因造成的迁出。这部分人员主要从云南迁出至四川各地，还有部分人甚至迁入缅甸(约1万余人)。

2 云南人口变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人口状况对生态环境影响

2.1.1 人口数量

研究表明，人口数量是当前生态足迹的一个主要驱动力，人口数量与生态环境近同比例变化[16]。近代以来，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和人口数量的增长，云南省土地的人口负荷加重。八十年代起，云南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已不足二亩，到九十年代降至接近一亩的水平。过多的粮食和经济需求，使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日益突出，玉米、马铃薯、烤烟等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在云南山区得以广泛种植。这种大面积的种植对云南农村的农业格局、粮食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慢慢地蚕食着云南的生态环境。唐纳德·沃斯特曾做过这样的论断，专业化和市场体系导致了“同一地区生物种类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严重简单化”。毫无疑问，大量种植的玉米及烤烟加速了山地的开发与破坏，降低了森林植被的覆盖率，导致了云南生态多样性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17]。据童玉芬研究总结，人口数量变动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对人类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引起的环境后果的倍乘效应，以及通过人口规模的压力，对人类活动方式本身产生激化的作用[18]。这两点一方面体现的是量的积累会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验证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人口的增长可以促进技术的发展和农业的变革。这两点都毫无疑问地会进一步影响到生态环境，使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严重不协调。

2.1.2 人口素质

云南由于其地处边疆的特定位置，经济贫困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受教育状况差，人才缺乏，人口素质低。三次普查资料显示，云南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拥有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云南具有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有80，486人，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毕业人数为全国最末位。另有大学肄业和在校学生27，323人。九十年代，云南全省文盲、半文盲人口占云南总人口数的25.4%，平均每四个云南人中就有一个文盲半文盲人口。因此，云南纵有丰富的资源，但是一没技术人才，二没合理保护环境和科学开采的认识，使得生态环境因为人口素质的问题导致二次伤害。例如，云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率虽然不到1%，但生态系统失调，环境恶化程度已与国际上开采率在30%以上出现的情况旗鼓相当。至今，云南的部分地区还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方式去毁林开荒，从而导致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恶果。

2.1.3 生产方式

云南是少数民族大省，全国55种少数民族中，云南拥有45种，多以流动性较强的游牧民族和游耕民族为主。这些民族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有着对生态环境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的开发传统和习惯，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使得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消耗的能力。另外，这种生产方式是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活动规模下的产物，使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大而被打破，生态危机的出现则在所难免[19]。正是这些区际移民的到来，改变着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生态环境也在以水土流失、水沟淤塞、植被减少、自然灾害频繁的面貌悄然回应着这些使生态环境恶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云南人口在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占80%以上、人口分布东密西疏、市镇人口，非农业人口比重低等相关状况对生态环境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2.2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人口的迁移使云南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936-1949年，云南省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从31人增至41人。过快增长的人口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基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经济需求，以危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相关活动，如土地垦殖、水利建设以及矿业开发等等，以下仅以这三种活动为例来加以论述：

2.2.1土地垦殖

伴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是耕地的需求，土地垦殖是与人口增长密不可分的，由于人口发展的影响，开垦土地的进程也呈现相应的变化。民国时期，云南土地的开发程度非常低，以1932年为例，云南耕地面积共计27，125千亩，全省土地总面积598，259千亩[20]。则耕地面积只占全部土地面积的4.53%。据1938年的估计，荒山荒地面积占全省各县土地平均数的89%[21]。据1948年《中华年鉴》关于1946年“各省的耕地和农民”统计，云南农民平均每人耕地为3.66亩，这一数字不仅低于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数达0.6亩之多[20]。到了建国以后，1949年全省耕地3，391.5万亩，1985年底为4，164.87万亩，37年中耕地增加773.4万亩，增22.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人均占有耕地从2.12亩降至1.2亩。人口增加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土地承载负荷的增大，耕地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对耕地日益渐长的需求就导致了“开荒”，所谓的“开荒”，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毁林。由于云南省土地总面积的94%为山地，且大部分为陡坡地耕作，农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而毁林开荒，土地垦殖的过程实即斩草伐树的过程。后果导致原生植被遭受破坏，森林面积不断缩小，动植物资源的分布范围发生严重退缩。至20世纪中叶，云南森林覆盖率下降至50%[22]，森林资源及其植被的破坏使山地失去了涵养水源、固土护沙的基础，因而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则不可避免。据相关数据显示云南省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14，113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达5亿多吨，而且流失的土壤多是适宜耕作或植物生长的优质表土，占全国年流失土壤量的十分之一[23]。据《云南天气灾害史料》记载，民国时期云南共发生较大水灾278次，这些就是生态平衡的破坏反馈给人类的恶果。

2.2.2水利建设

人口持续增长带来“向山要粮”，兴修水利工程就是“人类活动方式本身产生激化作用”的科技产物，原因很简单，它会推动着山地垦殖的持续增长。民国以来，云南主要涉及围湖造田，疏挖海口河、治理仙云两湖、疏浚昭鲁大河、修建屡丰闸、兴建水电站、水库等水利工程。并于民国元年，建成国内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开启了云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水利建设在消除水患、改善水资源利用的同时，也改变了水、土地、生物和气候环境存在的状态，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酝酿着新的水环境问题。水电站是现代化的特有产物，自民国以来，水电站的陆续建设就对水中生物构成严重威胁，它的存在减少鱼类栖息环境、阻断鱼类溯水通道、破坏其产卵场所，它的运作更是会导致大量鱼群被绞死，它严重影响了鱼类繁衍和生存，甚至造成某些鱼种的灭绝。建国后，更是修建了大、中型水库和灌溉工程，施工不仅会导致森林草地淹没、植物绝种、动物迁徙、动植物种群退化，水库的修筑还会使上游河流水温发生改变，来进一步对水体密度、溶解氧、微生物和水生生物产生影响。现代化的水体养殖业也同样给云南高原湖泊和河流带来严重的生态污染，造成水体富于营养化、水质趋差、种群单调，土著水生物数量急剧减少等生态恶果。60-90年代由于围湖造田及化肥农药的不断渗入，施工废水的直接排入，使2000年前后的云南高原水体成为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螳螂川、龙川江、南盘江、泸江、北盘江、盘龙河水质污染达Ⅴ类以上，异龙湖水质达Ⅴ类，滇池、星云湖达劣Ⅴ类。滇池由于大量排放污水，造成严重的水质污染，湖中已查明的有机污染物达72种，其中致癌、致畸形物质有12种，严重危害湖区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24]。

2.2.3矿业开发

云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王国，早在商代后期，云南地区就出现了铜冶业，这是云南矿冶业的开端。矿产丰富是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自然也吸引了大批移民入滇“淘金”。民国前期，即中华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1912-1937年)的25年间，主要是滇锡的崛起。当时的个旧拥有数百上千个私营的厂尖(即锡矿)，平均年产大锡7000-8000吨，这些厂尖生产的大锡占个旧产锡总量的90%左右。此外，滇铜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建国以后，云南冶金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0年全省产钢80.35万吨，比1949年增长2000多倍，十种有色金属20.75万吨(含中央在云南的企业)，比1949年增长170多倍。1990年工业总产值约占全省重工业总产值的20%。矿冶对云南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在繁荣云南的同时，也对云南的生态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矿产丰富的云南，也不得不面临矿山地质灾害最突出的环境地质问题。这些类型主要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裂缝、地面沉降、矿坑涌水等7类。除此之外，冶铜过程中，产生的尾气含有硫化物、氯化物等有害气体，液化降落到地表后也会引起植被死亡，山体坡面失去保护，水土流失严重，亦为泥水流发生提供固体物质等[25]。开采得矿之后，粉碎、漂洗等过程中，矿料中的部分有害物质易进入水中，毒性重者可以直接烧死禾苗，轻者会在植物中沉积，人类食用后会产生更为深远而严重的后果。如果直接倾入当地河流，超过一定限度，河流等自然水体无法自净，必然会造成生态灾难[26]。云南是个“跬步皆山”的省份，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80%左右。矿业开发带来的山地植被破坏，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继而带来滑坡、泥石流甚至山崩等灾害。滇铜大开发使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新中国成立以来，泥石流暴发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危害之深，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3 结语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物质资料增长的悲观学说，到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增长通过技术进步等可以促进环境容量扩大等针锋相对的乐观观点，可以说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很早以来就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18]。人口资源与生态环境存在哪些内在的关系和影响，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影响环境变迁的因素很多, 由“社会、经济和自然共同组成的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内“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因素相互联系和彼此作用的，任何局部性改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整个系统发生结构性的变迁”[27]。人口是制约生态环境安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通过人类的社会活动而起作用。虽然存在生态环境破坏因素的单一性个例，如，在澳大利亚与绵羊争夺饲料，严重破坏草原，每年给畜牧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40亿只野生兔子是源于1859年从英国引入墨尔本动物园的24只兔子[28]。但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多体现的是综合性的制约结果。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因素不断交织碰撞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生态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地球是个复杂多变的开放系统，大气、海洋、陆地、动物、植物、物质、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不停的交互作用，某一特定的时间序列中，它会呈现出多层次的驱动、反馈、加剧、响应、放大等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简单的认定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本文的论证只是就已掌握的资料对云南近代以来的人口状况和迁移活动以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做一个过程性和相关性的表述，而不是简单地归结出因果关系。

本文原作者：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林海涛、罗椿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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