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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1927-1933年苏区农民革命意识教育分析

内容摘要：本篇中国近代史论文“1927-1933年苏区农民革命意识教育分析”指出：1927年随着国民党的封锁围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获取农民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立政权、保障政权的基础。中国农民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具备革命性但革命要求相对较为保守，农民文化水平低，高素质干部极端缺乏的现实以及苏联的示范效应，使得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阶级斗争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一项革命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原则，建立“苏式”学校、健全以乡村俱乐部为阵地的教育网络、打造大众媒介的传播渠道，实现对苏区农民的360度的教育培养。苏区农民文化水平的明显提高，革命意识的显著提升，纷纷的参军、参政，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关键词1937-1933年;革命意识;教育

1927年，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不得以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求得生存。农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和建立政权的基础条件，但农民文化水平低、革命意识保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教育承载着意识形态动员与传播的重要职能，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革命意识为主旨，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了对农民的教育对策的系列探索。

一、农民革命意识教育的必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仅实力相差悬殊，且被“非法”。农民认同是其“非法”变“合法”，其意识形态“非主流”变“主流”的前提，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的落后以及扎根农村后形成的农民党员、农民军队、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客观存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的难题。因此，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军事的较量，还是一场思想文化的对抗。

(一)农民有革命的可能性但革命意识保守

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基本问题，谁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谁就赢得了战争。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客观分析了农村中八个阶级的革命态度。他认为大地主是“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反革命的，其他“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都有革命的可能性，其中，小地主革命性与妥协性兼有;自耕农皆倾向于革命;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占农村人口极大部分，“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其革命性由强到弱为贫农、半益农、半自耕农;贫农、游民、失业工人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性强，尤其是游民和失业工人“勇敢奋斗”但得引导得法。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他们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且革命性最强。

但因生存环境、传统文化、传统政治、地方文化、国共实力悬殊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目标相对保守。一方面，农民生存环境闭塞落后，新思想难以传入，同时，农民思想迷信色彩浓厚，“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族文化渗透下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农民认同并遵从地主、豪绅的尊贵身份，中国共产党要求农民杀土豪、分田地，必然遭到农民的漠视。同时，中国的“王权不下县”的传统政治管理模式下，农民远离政治中心，对政治一般都漠不关心。再者，如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地区还交杂着“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土客籍”[](P22)之间的矛盾，都影响农民参加革命的决心。在此基础上，实力悬殊的国共两党的事实和国民党的屠杀震慑，革命成本过大，使得农民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畏惧、观望，革命需求保守，即便是减租减税的经济需求也并不足以构成农民参加革命的必要充分条件。

因此，引导农民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帮助农民确立革命的信心、目标、对象、方法是苏维埃教育政策的根本。杨贤江曾指出，革命前，要用教育散播革命政纲，激发革命情绪，培育革命主体，“在革命前，教育是用以斗争的、志在获得政权的武器之一。” [](P469-470)，革命后教育则承担教导和训练民众拥护和巩固政权，保证民众对政府和政策的信任的责任，“在革命后，教育是保卫政权并促进政权的一种机能。”[](P469-470)

(二)农民文化水平低的客观现状

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承担受教育的能力，且“通过读书获取的知识和技能还远没有成为农民生存的基本需求”[](P106)，构成了农民文化水平低的客观现实。

旧社会，由于教育权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和农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且高额的学费农民无力承担，构成农民文化水平低的客观现状。1933年10月，何克全指出“在中国每100人中不识字的有80人到90人之多，每1000人能够进学校读书的不过是15到20人，极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文盲，尤其劳动妇女可以说整个都是文盲。”[](P27)寻乌县接近广东，文化较为发达，根据调查完全不识字的占60%，妇女几乎全不识字。汀州是闽西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口30万，仅有中学(连同乡村师范)7所。福建上杭县古蛟山区的“梨铃、马坊、洋稠、大源等边远穷村，则没有学校的影子”[](P11-12)，文盲率高达90%。“文盲是同任何政治绝缘的”[](P129)，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重心的转移，农民成为党、红军、政府的绝大部分，构成了农民党、农民军、农民干部。

(三)高素质干部极端缺乏的客观现实

人才是革命和建设的核心要素。然而，在土地革命初期，农民党、农民军成为普遍现象，加上战争的牺牲，高素质干部极端匮乏。首先，农民党的客观存在。1928年《江西工作近况综合报告》指出江西党组织虽有发展，但较为畸形，农民达90%以上。1929年2月杨克敏对湘赣边苏区的报告、1930年4月张怀万巡视赣西南苏区的报告都指出，党组织大部分是由农民组成，宁冈2/3是农民，另外1/3是流氓;赣西特委组织共2万人左右，农民占89%;鄂北特委农民占当地党员成分中的85%，有的地方甚至全是农民;1930年7月闽西苏区统计当年5月之前党员人数中，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几乎都在50%以上，其中龙岩82.2%，平和70%等。其次，农民军是客观现实。1929年6月，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书信往来中指出红军的来源和成份，“5月份统计，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0，学生192，其他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 []1930年4月红四军1600人中，农民占900多人。再次，战争牺牲和农民文化水平低的现实导致高素质干部严重匮乏，各个根据地对高素质干部的需求成了共性。成仿吾曾在鄂豫皖苏维埃政权刚成立就发文指出:干部缺乏，使得许多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极大的障碍”[](P130)，1931年10月9日，鄂豫皖苏区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再次指出“干部缺乏是最大一个困难问题” [](P9)。1929年9月，赣西苏区的报告指出“干部的人才太属缺乏。” [](P140) 10月，郭树勋豫巡视南苏区后发现，六安县委领导5人中有2个农民，2个不识字，1个识字不多。1930年4月，张怀万巡视赣西南后再次指出“干部问题是目前赣西唯一严重问题。” [](P209-210)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战争的日益频繁，红军和干部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干部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干部紧缺尤其是高素质干部的异常缺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之一。因此，干部教育“为先为重。”[](P52)

(四)苏联的示范效应既是原因也是手段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革命、政权的建立，都打上了苏联的印记，苏联的教育对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同样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尤其在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全面的经济危机之时，苏联却实现了“孤岛繁荣”的景象，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其他国家、中国国民党也纷纷派人深入苏联考察，许多人回国后纷纷表示肯定，“大都对苏俄表示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他大事鼓吹。”[](P43)中国共产党更是将苏联的成就作为正面的宣传教材，以吸引苏区民众对苏联模式——中国苏维埃道路的关注与认可。1931年9，湘鄂赣省“文化问题决议案”指出“苏区文化工作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在注意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活动情形以致苏联文化建设的介绍，使苏区群众了解苏联人民实际生活的状况……即将争取苏区文化事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P134)1932年6月9日，《红色中华》以《苏联文化教育伟大成功全国无一文盲》为题报道介绍苏联教育的成就，1933年10月何克全在《全苏区教育大会的前面》文章中再次指出“一个光荣的例子是苏联，那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结，就全盘的消灭了文盲，那里实施了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P27-28)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苏联热”来吸引农民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埃德加·斯诺曾在1937年指出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苏联不仅影响着共产党也同样影响着国民党，“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P272)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传达文化的工具，通过教育将共产党的革命意识灌输给农民，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的发展及实现“苏式”乡村的有效治理。

二、农民革命意识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

农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政治基础，对农民的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平为前提，灌输革命意识为宗旨，培养革命自觉性为目的，教育方式得以“亲近”群众为原则，做到多样化与“接地气”。

(一)农民革命意识教育的内容

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为前提。根据苏维埃教育政策，未满17周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义务教育，受教育时间为5年，前3年为初小，开设国语、算术、游艺课程，考试科目为国语、算术和常识;后2年为高小，增设科学和政治课程，考试科目包括国语、社会科学问题、自然科学问题、算术、政治问答和演讲。17周岁以上则为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实行职业教育，并推广以扫盲为目的社会教育。

以培养农民阶级斗争意识为核心。“旧时农民革命之所以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心理因素主要是基于农民对自身所处地位的认知。”[](P74)革命意识教育的目的即用革命话语体系打破旧有的乡村文化话语体系，实现阶级意识代替宗法意识，阶级关系代替封建伦理关系，因此，教育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明确自身的阶级身份。首先，土地革命从经济角度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事实上的阶级对立。其次，苏维埃法律区分二者的阶级身份，“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工农劳苦群众是苏维埃政权的主人，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教育权及其他政治权利，而一切剥削者反革命的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利则被剥夺。再次，教育强化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课本中形象化阶级身份的内容俯拾皆是，如社会教育中教材中如《农民苦歌》“一朝起来做到晚，衣食都不得暖饱，苦生活何时减少，……。六月割禾真辛苦，点点汗滴禾下土，田主们快活收租。”[](P20)工农读本“贪污豪绅地主，都是我们的敌人。”[](P94)在确立阶级身份的基础上，培养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为教育的核心，“要塑造一个能够支持共产党革命，而且能够用革命话语来分析现实的新式农民”[](P36)。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层级的教学中，政治课就成为一门必修的独立课程，同时各学科也要做到与政治相交融，何克全曾指出，苏维埃教育就是要“造就许多具有共产主义观点、习惯的新后代。”[](P28)

(二)农民革命意识教育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的教育，为达到教学效果的实效性，设置自上而下的教育组织机构，创办“苏式”学校、构建教育网络、搭建灵活渗透式的教育平台等多样化教育方式。

设置自上而下的教育组织系统。教育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下设省、县、区、市各级教育部作为各层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各级教育部分设教育委员会、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乡苏虽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但设有专门负责教育的干部，村则设置识字委员会总会、分会、识字小组等组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组织体系。

创建“苏式”学校。学校是文化教育的中心与文化革命最重要的工具。“苏式”学校包括列宁小学，干部培训学校，军事、师范、戏剧等职业学校等。列宁小学是儿童教育的核心，它以“普通教育革命化的教育宗旨”[](P119)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和校外工作的能力为教学目标，以打造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接班人为己任。列宁小学以学区为原则，学生距离学校3-5里的范围为一学区，适龄儿童达20人以上即可设立学校，班级人数设置每班不得超过40人。同时，列宁小学肩负着消除文盲的社会教育责任，在工作中与消灭文盲协会合作联系因而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成人教育学校以干部培训学校和职业培训学校为主。干部培训学校包含固定的培训学校和短期的流动培训班两种，中央苏区的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和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等都属于固定的干部培训学校。此类学校学员的招收一般是由各县教育部从各县、区现任干部中挑选积极者，平均各县区报送一名，培训时间一般为两个月左右。短期培训班一般目的性较强;短期速成，半月到三月不等;形式灵活，随时随地，讲究实效，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则属于短期培训班，开设过土地、财政、文化教育、内务、劳动、工农检察、裁判等部门的干部培训，闽西苏区也开办过政治、宣传、苏维埃干部、少先队、妇女干部、党委巡视员、教育巡视员、教员、工人政治、赤卫队员、游击队干部、卫生行政等工作人员短期训练班。职业教育着重培养专业性人才，如军事学校，包括红军彭杨、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无线电、军医学校，地方游击干部学校等都属于职业教育。以“红军彭杨步兵学校”为例，学员含红军中排级以上的干部，部分优秀战士，赤卫队、游击队的队长、班长等，每期人数为200-500人不等，根据军事编制分别编排为军事、机炮、步兵三个大队;培训时间根据战争需要和实际情况分别为3-10月不等;分别开设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课程，系统培训专业能力。所有的学校教育“都把培养学生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P16)。

乡村俱乐部为主阵地的教育网络。俱乐部承担着成人教育的职责，既是群众的娱乐场所又是教育机关，是苏区政府进行文化推广的主要载体和开展群众文化的中心，担负着对农民开展扫除文盲和“政治意识盲”的双面扫盲职责。俱乐部一般有区级和乡级设置，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为俱乐部统一的领导机构，下设艺术、体育、晚会、墙报、文化等4-5个委员会和列宁室，体育委员会一般负责组织田径赛、瞄准、梭镖等体育项目，平均每周演习一次;晚会委员会负责歌舞队、杂耍等文艺活动，平均每月演出一场;墙报委员会负责墙报编辑、通讯等，平均十天出报一次;文化委员会下设读报班、讲演会、研究会，平均每周读报一次、讲演一次;列宁室，主要承办识字班、图书室、墙报、运动、游艺等设备或活动等综合性项目。俱乐部以文化的、文艺的方式将扫盲运动以网络结构形式铺开工作，其中识字教育最有特色。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依托列宁室，组织了识字班、补习夜校、问字所、读报团、识字牌等模式的识字教育。其中，识字班的学员主要为无法上夜校的群众，学员的班级编制以村为单位，按生活、工作接近的原则，依照数量多少、文化程度高低排班，每班人数为3-10人不等;负责教习的教员主要由乡文化委员或列宁室、消灭文盲协会、日学、夜学程度较多的学生担任;教学方式一般为随时随地，灵活教育。成年补习夜校学员班级编制参照识字班，以农忙少学、农闲多学、战时抽空学、平日抓紧学为学习原则，争取多学为目的。读报团的对象为不识字工农，以《红旗》、《红色中华》等苏区报刊为教学内容。问字所的设置，参照闽西经验，以乡村十户或街道十铺为单位，第十户或铺为负责人，十家人择较识字者负责教育，如十家都不识字则由苏维埃政府调配。识字牌主要由儿童团负责，儿童团在放哨的地方设置“识字牌”，检查路条时，强迫行人认“识字牌”上的文字，必须念了后才能放行，不会念的，则由儿童团负责教会。

利用大众化的文化、艺术媒介。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的文化与艺术，有着鲜明的阶级价值取向，能动的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愿。何克全曾指出，社会教育不止是识字运动，还包括“戏剧、游艺、唱歌、讲演、图书馆等”[](P35)形式的广义的社会教育。苏维埃政府极力用好广义社会教育的功能，合理利用报纸、红色书籍、戏剧、歌谣、标语、布告、传单、纪念日、邮票等等各种教育媒介，让苏区农民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能潜移默化的感受到苏区政府的教育宗旨。(1)报刊。新闻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的生命线与重要喉舌，报纸则是红色的号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苏区创立的报刊多达上百种，其中《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广。报纸的教育意义在其具备“明确的目标意识，对象感很强”[](P102)，要求编辑多以短小、简单，内容贴切群众，能调动和鼓励群众的革命情绪为原则。(2)红色书籍。在国民党的白色封锁下，苏维埃政府竭尽全力出版了一系列集政策性、理论性、通俗性于一体的红色书籍。仅江西苏区编印的图书就包括马列、党建、团建、法制、军事、经济、医药、文艺等13类，马列主义著作达15种。[](P13)据统计中央苏区出版图书434种，湘鄂赣苏区出版图书26种，闽浙赣苏区出版图书25种，湘赣苏区出版图书17种等。(3)戏剧。“戏剧不仅具有艺术表演的娱乐功能，同时还有教化的功能。”[](P49)它以激烈冲突的情节，忠奸分明的人物特征通过生动活泼的表演形式与具体的语言魅力，将“民间意识形态提供给乡民集体认同的观念、价值与思维模式”[](P55)的重要媒介，简单、直接，契合苏区农民的文艺习俗。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工农剧社章程》、《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将戏剧纳入政府的规范管理，同时在各种指示中多次强调戏剧的重要性，如规定如何演好文明戏，剧本“要选择当地群众中的实际材料” [](P2160)，演员最好选择性格活泼的当地人，表演须配合适当的化装和乐器，多用表情少用语言，以形象化宣传的内容等。戏剧规模，基本以小型为主;形式多样，既有话剧、歌舞剧、活报等常规剧种也包括如采茶戏、花鼓戏等地方剧种;内容则与革命形势相配合，包括歌颂红军与动员参军、反帝反蒋等体现阶级斗争、农民新生活等。《欢送哥哥上前方》、《祝福阿哥胜利归》、《扩大红军》、《山歌唱来闹连连》等剧本都是经典剧目。(4)革命歌谣，作为重要的革命意识宣传模式，“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发挥着思想教育、宣传鼓动、瓦解敌军等工具的作用。”[](P135)，涌现了《穷苦工农歌》、《共产党恩情永不忘》、《妹子送郎上井冈》、《十送郎歌》等经典曲目。(5)标语、布告、传单、墙报、画报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鼓动性，是进行革命意识渗透的良好方式，其文字通俗、内容简明，以当地群众实际问题和当时政治口号为中心。传单和标语一般“写在最引人注目的墙头屋角、路边、桥上、碑上、树上，用红、绿、白色写。……在边区，要使坚久而敌人不易涂改。”[](P2159)传单发放时一张一张的分配给群众，并组织阅读队，由一人将传单内容讲给几人至几十人听。墙报、画报主要在每个工厂作坊、红军列宁室、列宁学校、村庄等地方发动群众自动办好，内容侧重于反映当地群众生活，并辅以宣传国际或全国政治，5-10天为一刊期，为吸引群众注意，做到画与写相结合，写须用彩色笔。(6)各种纪念日为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契机。主要的纪念日有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节(1月2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2月7日)，巴黎公社纪念日(3月18日)，上海惨案纪念日(4月12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马克思诞辰日(5月5日)，国耻纪念日(5月7日)，五卅运动纪念日(5月30日)等等。

总之，苏区政府对农民的教育实现了360度全方位的渗透、传播，以努力做到教育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三、本篇中国近代史论文总结：农民革命意识教育效果

苏区教育政策的推行，明显的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革命的认同和拥护。

(一)农民文化水平得到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推进的教育政策，真正贯彻了“教育为工农开门”的方针，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在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最为发达，几乎村村有列宁初小，乡、区有列宁高小，基本达到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1930年国民党统治区教育最发达地区为江苏省，其儿童入学率达13%，同一时期，苏区的弋阳、兴国等县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1933年10月何克全在苏区教育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江西13个县中“有51286个在列宁小学的儿童，有68146人在夜校。……这个事实说明我们这里进学校的人，超过了国民党50%。兴国的同志说：兴国消灭了90%的文盲，……兴国的确是极大部分消灭了文盲。”[](P39)社会教育中，扫盲取得较大成绩，夜校几乎村村都办，实现了17岁以上的男女青年都能入夜校学习，因各种因素如家里有小孩、家人太少、离校较远的不能入夜校学习的都加入了识字班。1931年湘赣苏区拥有夜校807所，学生23700多人，识字班达2500多所，识字牌有2300多个，全省扫除文盲达30%。1933年，中央苏区所属的2932个乡中共建夜校6052所。同时，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到提升，1933年夏天，中共中央局曾对江西省16个县的县级机关干部进行调查发现419名机关干部中，1931-1933年入党干部达229人，占50%以上，培养新的干部人才有了效果。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效果显著，各类学校先后培养的人才，初步统计超过8000人。红军干部培养成果明显，其中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共办6期，培养近880人军政干部和特种兵骨干，红一、四、十五军的各级红军学校、各种临时训练班培养各种军事类的核心人才，保守估计达5000余人。

(二)革命意识明显增强

通过教育，“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农村社会并内化于农民内心，从而建构起他们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对新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进而达到对农民社会和农民个体的整合效果。”[](P80)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都得到增强，成为苏区革命最坚强的后盾。对农民自身而言，学会了正确的阶级分析方法，并在意自己的阶级成份，重视参与“自己的”阶级组织;对外，增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自觉性和对地主、富农进行的斗争坚决性。在赣西南苏区，人人会唱能懂国际歌、少先队队歌、红军歌曲以及各种革命红歌，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三岁孩童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痛恨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苏维埃共产党，“最显著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P355)在此基础上，农民由信“神”转变为信“党”。受迷信思想的影响，革命前许多家庭供奉神灵，经过教育，马克思、列宁画像取代了神灵，许多神庙变成了列宁学校，共产党的宣传标语农民主动张贴，农民甚至要求将共产党机关设在自己家里，日夜接待并负责安全放哨与联络。即使是在战争中农民财物受损，牺牲巨大，农民“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P351)即使因共产党战败转移，三年游击战争，农民群众也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导致敌人长期的埋伏并没有收到什么成功。国民党军队将农民抓住后严刑拷打，“他们宁可自己身体打伤、坐牢以致牺牲生命，绝不说出我们一个字来。”[](P121)随着农民阶级情感和阶级心理的增强，加快了对共产党的政权模式的认同进程，并进一步刺激农民接受革命的行为方式，进而参与到政权和革命中，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合法化和稳定化的阶级基础。

苏区教育政策的有效性遭到蒋介石的忌惮，为瓦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对策。1933年5月15日蒋介石出席江西省党部扩大纪念周演讲时指出“匪区”最“紧张”、最“有纪律”、最“有精神”的即为教育。苏区教育效果可见一斑。

当然，农民对中共苏区政府的拥护，教育并不是唯一因素。1927年以来，中共共产党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在政治上、组织上建立了农民可以倚重的政权机构和组织，增强了农民在经济上的获得感、政治上的安全感和归宿感;同时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事实上的阶级对立，辅之于教育灌输强化这种阶级对立，从而激发农民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意识和对中共拥护意识。在此基础上，农民斗争情绪高涨，转而对中国共产党及政权的越来越多拥护与支持。

教育发挥着“政治动员、政治整合”[](P51)的重要功能，接受革命意识教育的农民拥红扩红，参军参政，对苏区政府给予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巨大支持，并成功粉碎了前四次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中央苏区面积迅速扩大，并于1933年达到鼎盛时期。

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心命题。苏区教育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为前提，农民理解和接受阶级、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目标等革命意识为核心，以促进农民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政权为宗旨，是保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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