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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午报》与9.18事变前哈尔滨市民生活

导读：本篇历史与社会论文：《午报》与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市民生活重点讲述了《午报》通过刊载社会新闻、评论以及文艺作品等方式描绘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他们的品味和兴趣及精神追求，同时也揭露了底层民众生活的困苦和彷徨。面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种种侵略行径，《午报》编者还利用刊载新闻和评论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唤醒和培养小市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力图于民族危难之秋启迪市民之觉悟。

关键词：午报;哈尔滨;市民生活

诞生于1920年代的《午报》是由哈尔滨著名新闻人赵郁卿创办的民办小型报纸，该报的创刊、发行与哈尔滨近代城市及市民阶层的形成密切相连。1901年中东铁路通车后，位于铁路枢纽的哈尔滨迅速地由昔日的小渔村发展为一个拥有十余万人口的“华洋杂处”的国际都市。为了满足市民业余生活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各具特色的报纸纷纷在哈尔滨创办，除了以刊载政治新闻为主的大型报纸外，文艺报刊、经济报刊及画报、小报也开始在哈埠崭露头角。九一八事变前，在哈尔滨创办的国人民办报纸已近70家，其中，以刊载哈尔滨本地社会新闻为主的《午报》，因其内容通俗易懂，创办之初即深受工人、店员及中小工商业者的欢迎，期发最高时达2-3万份，成为哈尔滨最为知名的国人民营小报。

1921年6月1日，《午报》创刊于哈尔滨下层市民聚居的道外东丰街(即今南十七道街)，由赵郁卿担任社长。创办之初，该报为铅印，主要有新闻、言论、副刊和广告四个栏目。从创刊至东北沦陷前，《午报》作为一份独立经营的国人小报，其办报风格表现出了鲜明的小报特色。一、版面较小、价格低廉。《午报》创办初期仅有4开2版，扩版后也仅4开4版，是典型的小型报纸。由于版面小，成本低，因此报纸的价格也相对便宜，创办初期该报零售价格仅为“铜元一枚”，每月订阅价格为“大洋二角六”。而同一时期发行的国人报刊《滨江时报》、《国际协报》的订阅价格均高达“每月八角”，是《午报》价格的三倍还多。正是由于《午报》低廉的价格，因此即使是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下层民众也能够承受，有助于该报在短期内迅速扩大读者群体，增加报纸销量。二、注重本地新闻报道。《午报》对于大报一向最为重视的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消息仅以简短的文字进行概括性地介绍，以便于为生活奔波的社会中下层市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了解国内及本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而占据新闻版面最大篇幅的则是报道本地社会新闻的《本埠琐闻》栏目，该栏目聚焦小市民日常生活，充分体现了《午报》服务市民的特色。三、语言通俗易懂、编排形式图文并茂。为了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市民也可以读懂该报，《午报》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评论文章，都具有鲜明的口语化特征，从《缝穷妇真厉害呀》、《真不讲理》、《花烟馆快发财喽》等通俗易懂新闻的标题中即可见一斑。另外，该报的评论栏目《警世钟》、《演坛》刊载的文章，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实际。如《警世钟》的主要撰稿人赵郁卿因撰写文章喜欢用“喽、啦、吗”等口语，而被戏称为“喽啦博士”。此外，为了能让粗通文墨的社会中下层的市民读者可以读懂并且更好地理解报纸的内容，《午报》还专门创办了《午报画刊》。该画刊每周一期，一般为周五出刊，每期一个版面，共刊载4幅漫画，其内容以哈尔滨本地发生的琐闻为主。如1931年8月7日的画刊登载了《花头甩客去玩灯，擎着大洋买气生》、《一群流氓戏女郎，令人观之笑断肠》、《白吃黄瓜还要动武，卖瓜小孩扭赴警署》、《要账不还把脸翻，结果还得给人钱》四则漫画并配以文字说明。《午报画刊》以滑稽、夸张的漫画配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利用平实的笔触传达小市民的都市生活，讲述普通人的哀乐人生，既增加了报纸的趣味性，也使报纸的形式更加活泼。

作为一份立足于市民读者的小报，《午报》在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同时，还生动地记录了东北沦陷前哈尔滨市民都市生活图景和精神需求。他不仅是哈尔滨下层民众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更是市民政治意识、国民意识的培育者和都市图像的构建者。九一八事变前，《午报》与哈尔滨市民生活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有趣、实用——展现市民的阅读需求

作为一份以社会中下层市民为主要阅读群体的小报，《午报》主要利用新奇有趣的新闻和评论吸引读者购买、阅读，由此也表现出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于哈尔滨的小市民的阅读品味和精神追求。

伴随着中东铁路修建而崛起的哈尔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仍然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大量涌入哈尔滨的外来人口，除日、俄等国的侨民外，大部分是进入城市寻找生计的中国农民，他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对于世界大事、国内政治也缺乏兴趣，他们一般从事较为辛苦的体力劳动，因而急需在消遣新奇、有趣的文化产品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放松。为了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午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具有故事性和传奇性特色的本地社会新闻。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坊间流传的各种奇闻怪谈如《双城之奇事，哑巴能言》、《少妇午梦醒，指上生长毛》、《一百三十岁老翁与妙龄少女结婚》、《营口水产局网获海怪重五百斤方尾四足》、《怪胎——兽头人身双足似猪》等等。这些新闻有的仅凭记者的道听途说就发诸报端，其真实性有待考察，因此文中常常出现“听闻”“据闻”的字样，某些新闻结尾处甚至出现了 “可不知是真是假”、“等我访访再说吧”等语。另外，《午报》偶尔也会刊文承认某些报道存在失实的情况，如该报1931年8月20日《来函照登》栏目刊载了一封来自“慈术医院院长赵墨士”的信，指出8月9日该报《本埠琐闻》栏目登载的新闻《火烧女医院》 “查与事实不符”。尽管此类新闻内容存在故弄玄虚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故作惊人的坊间杂闻显然较严肃的政治事件更为符合社会中下层市民的胃口，更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因此，在《午报》创办初期，此类报道始终在新闻版面占据大量的篇幅。除新闻栏目外，该报还充分利用副刊栏目刊载各种奇闻怪谈，例如该报长期刊登的小说《白话新斋谐》，主要内容是神仙鬼怪、天人感应、人死复生等离奇的故事。

为了增加报纸的趣味性，《午报》还聚焦于烟花之地、戏院影楼，刊载花国消息、戏剧评论，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由于主办人赵郁卿酷爱京剧，因此《午报》的副刊栏目经常刊载有关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京剧名伶介绍文章。此外，该报还在副刊版面专门设置《剧评》栏目，评论哈尔滨本地新近登台的名角和演出的新戏，此类文章大部分出自主编赵郁卿之手，因赵郁卿本人对于传统戏剧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撰写的评论文章专业性较强，深受读者的喜爱，《剧评》栏目也因此成为该报重要特色之一。与其他的娱乐性小报一样，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品味兴趣，《午报》也曾开设《花国评议》等品评妓女的栏目，所刊载文中也曾间或出现“此二艳妓香巢风暖时，其风流艳福，占尽人间天上”等艳俗的语句。但是此类文章一般所占篇幅较小，而且是不定期刊载，这就划清了《午报》与那些纯粹以淫词艳赋吸引读者的黄色小报的界限。

为了增加报纸对小市民的吸引力，《午报》在内容编排方面除了表现出新奇有趣的特征外，还刊载了大量的经济实用的最新资讯和对生活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的评论文章增加报纸的实用性。《午报》从市井小民的角度出发，日复一日地关注、传播着那些琐碎却又实用的生活资讯。“哈尔滨英美烟草公司 新由上海运到活动影片多种，今在二道街庆丰舞台开演，票分头二三等，头等每张大洋三毛 附赠前门烟三盒，二等大洋两毛，附赠公使牌烟四盒，三等一毛 ，附赠八卦牌烟三盒。”哈埠理发的价格“湖北屋子剃头一角五分、刮脸一角，北省屋子剃头一角，刮脸七分，担挑儿的剃头五分，刮脸三分”。哈埠粮食涨价大豆 “已到壹元零六二五了”而且看形势还会继续上涨，可能会“有一元二毛的希望”等等。《午报》作为一份典型的小报，他从未以居高临下的思想启蒙者自居，而是以社会中下层市民的视角去观察都市、感悟都市，传播这些蕴含于普通市民“衣食住行”中的实用信息。

此外，《午报》还从小市民的立场出发，随时提醒他们注意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危机，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为大众提供生活指南。如《公共厕所应加修理》报道了“道里公园西隅之厕所门，已枢纽不灵”提醒市民注意。 11月份松花江结冰后，《午报》提醒市民不要在冰面行走，以免发生危险。 除了在生活琐事方面随时提醒读者，《午报》对于关乎小市民人生的重要问题也特别关注。在《午报》编者的笔下，居于哈尔滨这样的现代都市，若想衣食无忧、一生顺畅有很多不良嗜好是绝对不应沾染的，如酗酒，论其损害“实属繁多，一能乱性，二能壮胆，三则有伤脾胃，四则丧节辱身。”《午报》恰如一位生活经验丰富的长者，事无巨细反复叮嘱，于每日报道、评论中默默地为生活于大都市的小市民提供着生活上的指引和帮助。

二、苦辣酸甜——讲述普通人的百味人生。

作为一份市井小报，《午报》之所以成为市民喜爱的通俗报纸，除了故弄玄虚地刊载坊间杂谈、奇闻异事吸引读者的眼球，并为读者提供生活上的各种指导外，该报还真实地纪录了都市中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从而拉近了读者和报刊的距离，赢得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的价值认同。

《午报》经常刊载发生于街头巷尾老百姓身边的琐闻、轶事，如《缝穷妇真厉害呀》记述了“在道外十六道街南头”一个缝穷妇把一个小伙“骂了个狗血喷头”。《俄人控告警士偷表》介绍了新募警察进入俄人家中而酿成的一场风波。《抓获一家赌犯》报道了 “道外北七道街路东”抓获赌犯韩增福的消息。对于此类日常琐事的新闻，大报多是不屑于刊载的，而在《午报》中则比比皆是，从而为报纸增添了生活的气息，赢得了下层民众的喜爱，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近代哈尔滨市民生活的真实图景。

本篇历史与社会论文指出：除了生动地描绘市民平凡的都市生活，《午报》还经常以大量的篇幅报道小市民经常遭遇的各种危机和困难，真实地再现了居于哈尔滨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艰辛。如《南八道街发生抢案》报道了居住于“道外南八道街门牌一三0九号院内”一个“卖破烂的”，在下午八点半闯入“匪人三名”，谎称“进屋声称搜查烟土”结果被搜去“大洋四百余元”。这些窃贼、骗子不仅盗骗富人，就连穷人的几块钱、一点家当也不放过，使小市民十分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小偷胆大包天》记述了，居住于“道外新市街劝业商场后院”的三口之家被小偷光顾，因为“父子二人，同在某轮船上佣工”家境贫寒，因此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而小偷竟也偷去衣服十数件。《骗贼何多》中报道的骗子李发，竟然向一名已经失业、没有生活来源的王文德行骗，利用失业者急于就业的心理，骗了王文德保费哈洋五元。

这些生活于道外地区的城市贫民不仅每天要应付多变的都市生活，同时还要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大都从事最辛苦、工资最少的职业，而且人身安全也往往得不到保证。《午报》曾屡次报道建筑、煤矿工人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伤亡，如《郑廷尚受火锯子伤》报道了“东记火锯厂”工人郑廷尚工作过程中摔倒在地，被锯轮“伤重至骨，深有二寸余，右腿胳膊亦受伤，当时晕倒不醒人事。”这些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小市民即使辛苦工作也往往收入不多，他们有限的收入经常满足不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要。《午报》就曾多次报道小市民因付不起房租而遭遇的种种境遇，如《为讨房钱手杖当先》报道了住在“马家沟洁净街，八十五号院内”的俄国寡妇“茶斤那”，因为付不起房租钱而被房东俄人“乌洛少夫氏” 用文明手杖，“打得头部受伤”。不仅经济上贫苦，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市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容易遭人欺凌，小心翼翼却仍难免招惹无妄之灾，《苹果贩入冤狱矣》报道了一个呼兰商人在江沿失去巨款四千八百元后，因“此案侦查无着”，该商人情急之下竟诬赖“临近苹果贩子李三”，后来，虽然李三“由公安局转送法院”之后，“幸检察官侦得其情甚冤，令其取保放出”，但是李三却因“无处取保，不得已先尝铁窗风味矣”。

在此类报道中，《午报》不仅真实地刻画了贫苦的小市民的生活境遇，同时还表现出了对生活于社会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如该报登载的新闻《房东逼租金何急》报道了房东和租户之间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劝告房东在租金方面要宽待租户，文中称“养房产之家，这个年头，也得从权办理呀，于房户打官司，还有什么好处吗。”虽然，《午报》也无直面冷酷世态的勇气，多是屈从于现实的论调下，尽量寻找调和的对策，采取劝诫的态度，但是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下层民众的理解和同情十分明显。

在此基础上，《午报》经常刊载新闻大力褒奖各种慈善事业，发挥新闻报刊舆论导向的作用，帮助生活苦难的下层民众度过难关。如《慈善家来哈购棉衣》盛赞了“生平好善，对于鳏寡孤独流离失所之人，极力周济”的“吉林省城绅士林梓育”，报道了他此次携带巨款来哈购置棉衣后，“于日内返吉实行施舍”的善举。《午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吸引读者关注慈善事业以便帮助更多的城市贫民，充分表现出中国近代新闻人扶危济贫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九一八事变前畅销哈埠的《午报》就是这样一份特色鲜明的民营小报，它以大量的篇幅关注市民社会，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下层民众的衣食住行，尽量贴近她们的生活组织报道、谈论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在此基础上还利用新闻和评论深刻描绘了社会下层小市民生活的困苦和彷徨，进而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一定程度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人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午报》由此成为我们深入了解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市民生活风貌的指南。

三、隐喻劝诫——培育市民政治意识与国民意识

本篇历史与社会论文指出：《午报》在迎合市民趣味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引导着市民大众的国家观念和价值取向。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津沪等地发行的大多数小报不同，《午报》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虽然也常刊载游戏文字和休闲文章，但同时该报还表现出了“新闻纸负诛奸伐恶之责”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通过嬉笑怒骂的文字向读者渗透他们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关注和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政坛动荡、国力衰微。《午报》密切关注了国内各派军阀的斗争情况，提出现在中国混乱局面主要是由于内因造成的，进而利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展开分析，将中国比喻成一个生病的人，指出他的病因是由于“先腐烂了，或是污秽不堪”，“ 然后才有虫咬之患”。正如中国国力衰微，是由于 “你奸我诈，你欺我骗的，乱乱哄哄，几乎跟那群兽相争的形式，差不多了”，这样才“把一个偌大的中华民国，闹了个乱七八糟，不可收拾”，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必然跟朝鲜一样走上亡国之路。《午报》利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评论较为严肃、枯燥的政治问题，以激起那些原本并不关注国家大事、民族命运的社会下层民众的政治热情。

《午报》还经常追踪报道热点新闻，以激发小市民对于国事的关注。例如该报对于被誉为“民国第一大案”的“临城劫车案”的评论和报道。1923年5月的“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午报》也不例外，该报多次以简讯的形式持续追踪这一案件的最新进展，在此基础上还特别指出该案件给中国政坛带来的影响，利用新闻热点吸引市民读者对于中国政坛、国家大事的关注。例如该报对于“临城劫车案”引发的田中玉被迫辞职事件的报道。1923年10月23日《午报》的《国内要闻》栏目仅刊载了两条“北京快讯”，均与田中玉被迫辞职事件相关。另外，该报刊载的社论《又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大总统》中力证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曹锟是一个“有职无权只能降民不能伏军”的大总统，证据便是曹锟对于田中玉 “既然看他不好，不愿用他，免了他的督军之职”， 但是“紧跟着又下了一道命令，加他一个大将军的头衔”，这样明升暗降的证明了曹锟对于军阀有所畏惧，无法完全行使大总统的权力。文章最后发出感慨，有这样的总统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大大的不幸”，“ 莫非我们中国人民，该着遭劫啦吗，不然怎么单单就把这些无能之辈，选为总统，来扰乱我们中华民国呢”。 《午报》将对热点新闻的评论与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相结合，与嬉笑怒骂、冷嘲热讽间吸引读者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

关注国内重大新闻事件的同时，《午报》还特别注意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报道、品评中国目前的危局，痛斥日本的侵略野心，对于增强哈尔滨地区市民阶层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2年《午报》创办伊始，恰逢日本人欲在哈尔滨创办中文报纸《大北新报》，为了抵制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新闻侵略活动，1922年9月22日，哈尔滨成立了专门抵制《大北新报》的“滨江各界联合会”， 进而发布宣言呼吁滨江各界抵制该报的创办发行。 在此过程中《午报》经理赵郁卿表现最为活跃，不仅积极参与了所有的抵制行动，在《大北新报》创办后，《午报》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仍然继续坚持抵制该报。赵郁卿经常撰写评论，揭露《大北新报》干涉中国内政的野蛮行为，将《大北新报》蔑称为“大背心报”，在报面上刊印漫画“大背心”影射该报，表现出了鲜明的爱国立场。在此期间《午报》虽曾经历波折，“被其凌辱不堪，后又着人前来饵以金钱”，但该报“始终坚决毫不为动” ，“初志未尝稍变”，始终相信国人早晚会明白日本的侵略野心，“将来自有是非分明的那一天。”

此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午报》对于日本侵略行径的关注度日渐增加， 特别是1931年5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该报对于日本侵略罪行的新闻报道、评论明显增多。例如《午报》刊载的新闻《万宝山交涉有进步》、《电报话局踊跃输将》等报道了万宝山事件的最新进展和其后发生的朝鲜排华事件，深刻揭露了日本 “侮辱我中华，惨杀我侨胞，复阴谋行其满蒙政策，希图占据东三省，蹂躏我人民，惨杀我同胞”的侵略野心和累累罪行。在此基础上，《午报》还特别关注了万宝山事件发生后，由于日本造谣、煽动而发生的朝鲜大规模排华事件中，在鲜华侨的悲惨遭遇“现在侨胞已经被难者，除已被惨杀不计外，且有财产尽净，衣食无济者”，谴责日本和朝鲜对华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呼吁哈尔滨民众“各尽其力”，捐款捐物“以救济侨胞”。

随着关注中日关系的新闻和评论日渐增多，《午报》副刊也开始刊载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文学作品。如该报1931年8月20日第二版刊载的一首打油诗——《诙谈》，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语句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昼夜想把中国吞”狼子野心和种种侵略罪行， “日本人真可怕，大陆政策最毒辣，修筑炮台大炮架，东北人民任宰割。”九一八事变前，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新闻报道、评论及文艺作品的增多表现出了《午报》编者以其特有的职业敏感已经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即将到来。

总之，《午报》以最细腻的笔触细致地描绘了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全面展现了他们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所有的细节。在此基础上，该报还特别关注社会中下层市民的生活状况，在《午报》笔下描绘的近代哈尔滨市民生活中我们很少看到那些居于高楼大厦中的摩登男女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充斥其间的是那些拥挤在哈尔滨道外的城市贫民的困苦和彷徨。表现出了该报对于社会下层市民的关注和同情。在此基础上，《午报》编者还充分认识到了哈埠小市民思想意识方面的局限，对国家大事和民族前途关注度不够，因此刊载了很多适合小市民阅读的新闻和评论对其加以引导，以唤醒和培养小市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原作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瑞，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曲晓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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