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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论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科学模式建构：基于回流现象

摘要：本篇农村论文之所以认为“回流现象”存在一定理性，是因为社会流动本身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基于“市民化”需求被满足的前提下，做出“回流”这一选择有利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经济理性)和公共服务最优化(社会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回流现象”在国内出现“用工荒”之后备受关注，最为一种社会性选择的“市民化”途径存在巨大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模式构建;回流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属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范畴，这一群体对“市民化”有着强烈的憧憬，但现实中又面临着滞留大城市的种种阻力，存在着“融不了城、回不了村”的尴尬。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回流现象”既可以视为理性思考后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举动，表现为从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地或周边中小城市的一种现象。“回流现象”的描述有一定类比涵义，通常是由外部结构因素和内部主体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在模式构建上表现为一定比例的“流动返回”，很好地阐明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整体趋势。诚然，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导致在市民化动因上产生了本质区别，对比而言，老一代农民工的“退路”更加宽阔，在“融不了城”的现实境地下，依然有“回得了村”的选择，而新生代农民工则面临着“融不了城、回不了村”现实问题。从整体农民工的流动判断，“农村——大城市——流出地中小城市——农村”这一链条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折返途径变短，在大城市积累一定货币资本、技术资本、人脉资本之后，退回“流出地中小城市”是最后的底线。

新生代农民工构成“回流式”市民化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新陈代谢”的结果，泛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业户籍劳动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一定市民化需求以及市民化资本，但由于制度限制、自身局限等原因，融入大城市的可能性较小，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回流”。构成“回流现象”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新生代农民社会流动性的“返回”，即从流动上行转为流动下行。其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性的“标靶性”，以流出地中小城市为目标，否则只能称之为“分流”而不是“回流”。应该说，新生代农民“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种社会性选择，同时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实践的结论，它既满足了“市民化”需求，同时也降低了市民化成本，是在当前社会制度结构下平衡成本和收益的理性选择。

客观外部影响主要来源于农民工流动维度的时代进程契机，我国农民工流动可分为三个维度加以分析：(1)农民工以城市为目标的流入维度;(2)农民工城乡两级的动态流动维度;(3)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维度。社会进程中呈现出三维分化的形态，其中“流出”是常态，在未来也将继续保持稳定性，而动态流动维度的发展将持续放缓，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所体现出的“回流”效应逐渐明显。而我国关于农民工流动性变化的研究始于第(2)维度的稳定期(王春光，2002)，这一时期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选择上存在一定“盲目性”，多数徘徊在进城定居和返乡生活之间。

新生代农民构成“回流式”市民化主体的内部主观动因包括三个方面：(1)重视文化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降低到6.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降低40%，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上升到12.8%，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提升711%;在城市工作的实践越发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这也促使新一代农民工将注意力放在自身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相应地，在意识到自身子女无法与城市儿童获得同等教育资源、环境、条件的情况下，“回流”到中小城市是一个必然的选择。(2)重视职业规划。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比重从29.5%下降到14.5%，而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则从26.5%上升到39%，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要素含量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规划也彻底摒弃了“亦工亦农”的理念，数据显示，超过80%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技巧和经验，他们对自身的定位有强烈的“非农”意识。这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收益”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货币，更重要的是脱离农业生产以后的职业发展规划，因此必然强调自身优势在中小城市环境中的发挥。(3)城市认同感强。新生代农民大多具有农村生活经验，但却严重缺乏农村生产实践，在农村环境滞留过程中以接受义务教育为主要任务，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教育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开阔视野的“趋城市化”过程，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对城市生活有更大的认同感，包括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流式”市民化意向明显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回流现象”的形成因素

第一，外部结构因素，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结构中所包括的排斥力。

围绕着“户籍制度”形成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分配规则呈现出“城乡二元化”特点，也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制度性制约因素。Anthony Giddens的结构理论认为，“结构具有制约和使动的双重性质”，以社会结构为例分析，这种“双重性质”表现在社会生产要素进化和变迁两个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为了适应“社会结构”而进行的自主性进化，在突破结构框架限制之后，必然产生跨越该结构的变迁——即形成“回流现象”。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所获得的支配要素并不足以实现市民化身份、地位，不具备享有市民权利的资格，这必然导致“使动”性减弱，社会结构的制约性明显突出，新生代农民工职能徘徊在城市组织体系的边缘，进而丧失融入城市生活的动力——相应地，“回流现象”中体现出的“标靶性”，正是由于流出地中小城市的“使动”性质增强、“制约”性质较弱，例如，户籍制度并不构成在该区域城市中的教育、就业、医疗等限制，也不存在身份歧视、文化差异等问题。此外，流出地中小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可以满足低成本发展需求，血缘、地缘等因素下更容易构建社会关系，语言、饮食、文化等层面存在高度的认可，从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第二，内部主体因素，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个体条件呈现的制约性。

根据Malcolm Waters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应对社会结构制约性的有效方式是“减少索求”，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老一代农民工能够驻留城市环境的主要原因。老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不足，在其他层面的索求很少——或者说，其他层面的索求来源于农村生产环境的弥补，如住房、教育、养老等。而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逃离社会结构制约性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向农村生产环境“索求”的资本，但又无法应对社会机构制约性的强大力量，由此产生市民化过程中的“回流现象”;“回流”选择是经过理性思考的，也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结构的抗争，这种思考能力本身也是“市民化”的重要资本，是产生“市民化”意愿的前提。也就是说，无论城市现状、未来如何，“滞留城市”是展开一切思考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保持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否则并不构成“回流现象”。

基于“回流现象”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科学模式建构

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主导因素均可以定位于“个人利益”。结合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判断，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个人利益”主要是经济收益，这导致农民工从区域经济落后向发达地区流动的整体态势，具体表现为中部、西部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向东南跨区域流入。而近年来东南部“用工荒”则是一种“逆流”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返回流出地、但并未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内陆地区中小城市人口不断扩充，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利益”可以得到相对满足。国内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所产生的“回流现象”倾向于负面效应认同，很多学者认为，“回流”的主要原因是个体资本匮乏——尤其是人力资本匮乏，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需求程度相对较低的流出地中小城市，客观上容易导致收入稳定性、职业安全性的递减。

本篇农村论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回流现象”是一种主动意识建构，在研究层面不能过度地强调理论“绝对性”。一般来说，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是阶级上行，“回流现象”看似不合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流动链条上“节点”的定位理解差异。新生代农民作为个体而言属于城市融合的对象，但新生代农民作为“群体”则是相对于“市民”而言的，流动链条的起始节点是农村，“回流现象”的最终落脚点是流出地中小城市，在“相对性”上依然符合“市民化”逻辑。

要有效地消除“回流现象”造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负面影响，就必须构建科学的“市民化”模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本篇农村论文在此提出一种“人口置换”模型用来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回流现象”。以化合物结构来类比社会结构，置换的目的是在不改变其他要素的基础上，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小城市市民的“接替”效应。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积累的经验和资源足以应对流出地中小城市的生产需要，并确保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原本中小城市市民群体在不断积累自身资本的同时，借助社会结构提供的制度、经济、教育等渠道形成阶级上行的模式，双方在流动过程中保持了人力资源的相对稳定;换而言之，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农村——大城市——流出地中小城市——农村”链条，形成“农村——大城市——流出地中小城市——大城市”的新型模式。很显然，这一模式是建立在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博弈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1]张世勇.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的发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9-19.

[2]罗兴奇.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的动因及效应分析[J].农业经济,2016,08: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