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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形成的工业化。英国政府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政策和企业自愿主义的原则。政府在技能形成制度上长期任由雇主和工会相互博弈，没有限制双方的权力空间。英国学徒制更多地依赖雇主与工会之间的权力平衡，而不是所说的跨阶级联盟，这就是学徒制会随着市场和政治环境的周期变化而起起伏伏的原因。工会和雇主联盟之间的激烈冲突，不仅使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也对技能形成带来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更多关注工人的现实经济利益，对于技能形成与培训质量等问题则顾及不足。激烈的劳资冲突使劳资双方丧失基本的信任，少数先进大企业的改革要求和工会的积极呼声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技能形成制度则成为劳资斗争的牺牲品。英国长期没有统一的职业目录和资格标准作为教育培训的依据，在1986年建立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之前，英国共有6000多种证书由600多家考试机构提供。证书和机构的混乱，给雇主和学习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学徒制逐渐丧失吸引力，更多的青年宁愿选择工资较高的“低技能工作”。究其原因，一是学徒期限长，学徒沦为企业主的廉价劳动力。根据1909年的统计，英国工程领域约有一半的学徒期为5年，1/4的学徒期为7年。二是缺乏对学徒培训监督的规章制度。废除《工匠法》后，英国学徒制完全不受任何公共或准公共框架的约束，也没有明确质量标准可以让雇主承担责任，培训证书的回报率不确定。
 

3.技能形成的现代化。上述模式在“二战”后一直延续，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反弹，这得益于技能人才短缺和政府鼓励企业投资于培训的政策。但是，这些情况取决于当时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不具有持久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徒制再次衰落，这促使英国政府出台新一轮立法措施，以加强工业技能培养。1964年，政府对所有公司征收了培训税，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学徒制的三方结构(行业培训委员会)，但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初衷，因为增加的成本使公司不愿投资于培训。英国承担学徒培训的企业大约是企业总数的10%。1979—1990年，撒切尔政府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培训政策，该“培训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工会影响力，收紧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规则，并通过雇主的优惠，使市场趋势在方案制订中发挥更大作用”14。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英国在对技能形成制度进行持续反思的基础上，开展了一场深入的“现代学徒制改革”。这次改革“注意了学徒的发展权利，如注意学徒基础学科基本能力的培养，设置包括高等学徒和学位学徒在内的多层次学徒，规范学徒的工资待遇与培训条件等，学徒也是一些治理委员会的成员”。改革“尤其注意发挥雇主的作用，将雇主置于学徒制的‘驾驶席上’，使他们对学徒制具有全面拥有感，并成为学徒制的主要倡导者”15。
 

作为企业外技能形成的外部技能替代途径，英国学校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获益于1889年《技术教育法》(Technical Instruction Act)的颁布。政府以征税方式资助技术教育，但力度很低。20世纪初，英国颁布《1902年教育法》和《技术学校规程》，促进了初等技术学制的发展，其招生的入学年龄为十三四岁，以培养建筑、工程、手工贸易等行业学徒为主，是初等教育的补充。总体来看，英国政府缺乏对企业技能形成的有效介入，即使作为企业外技能形成的职业学校，也直到“二战”前，一直存在发展慢、层次低、质量差的问题。21世纪以来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推行，将企业内外技能形成方式融合起来，这是技能形成制度的一大进步。

三、结语
 

通过初步研究可以看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技能制度形成，聚焦了职业教育制度的核心要素、关键主体、外部环境等，有利于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层面统筹推进制度建设。同时，技能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丰富了职业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技能形成不仅是教育领域问题，也是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现实问题，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化可以使比较研究的专题和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在研究中不仅关注重点国家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国别研究，还需深入探讨世界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发展中的共同问题和共性规律;在案例研究中除了注意借鉴其成功经验，也要吸收其失败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