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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电影的论文-失落青春与拟像奇观：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主题的文化社会学解读

摘要：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是从青少年视角出发的“反乌托邦”题材影片。本篇有关电影的论文论述了青少年叛逆青春表达下的反权威压迫、逃离“拟像”世界背后的商业运作与技术背景、成长为“好莱坞”式英雄的意识形态内涵，借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将文化看作是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关注文化产品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利于电影主题背后的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因素。

关键词：反乌托邦;青少年;压迫;拟像;意识形态

近年来，基于青少年视角，受众定位于青少年的反乌托邦小说(YA Dystopia)在北美大热，好莱坞也因此掀起了一波改编自小说的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的热潮。《饥饿游戏》、《移动迷宫》、《分歧者》、《记忆传授人》、《安德的游戏》等系列电影先后上映，相比于口碑上的褒贬不一，电影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青少年成为电影市场消费主力群体的趋势。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与传统反乌托邦电影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受视角和受众定位影响所产生的特质。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他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导论中对“文化”的词义演变过程做了总结，并最终认可了文化是一种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1]的这一概念。威廉斯提出在进行文化研究时，需认清“文化”的基础性，而不应仅仅将其看作是对经济基础或社会现实的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反驳;同时，威廉斯认为文化本身具有物质性，文化生产无法脱离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从文化的基础性和物质性入手，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涉及到了文化生产、文化实践、文化传播以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威廉斯认为应把具体的文化艺术实践及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纳入社会学视角进行研究。以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视角为出发点来探析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文艺实践，能够使我们自觉地将文化置于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背景，对其进行社会学分析。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其主题意蕴及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视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而立体地对其进行阐释。
 

一、 叛逆青春表达下的反权威压迫

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思想更倾向于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为主发点，而不是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作为出发点。威廉斯分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这一命题往往被看作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完全被经济基础所控制，文化“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被忽视。威廉斯提出，对于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反驳和修正是非常有必要的，威廉斯将这一命题中的“决定”一词“重新定义为设定界线和施加压力,而不是某种内容被预告、预示和控制。”[2]威廉斯希望文化不仅仅被看作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更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具有能动作用的，包含着矛盾和运动的过程。文化作为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同[1]，本身就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成，同时人类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也会在文化分析中得到体现。文学和艺术等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需要被放置于历史的背景及整体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而不仅仅是看他们如何反映经济基础。威廉斯否定的是在文化活动中，大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被完全忽视的状况，他在反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也将文化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社会的整体层面。
 

在所有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中，几乎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桥段，主角最初在懵懂中顺从着外界的安排，但在这一过程中，试图展露个性、挣脱束缚和压力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最终主人公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成长为叛逆者。反乌托邦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构架一个黑暗残酷的未来世界，然后设定主角在其中进行抗争的情节来表达反极权的主题。相比较而言，成人反乌托邦电影对于极权统治下社会的残酷与黑暗有着更加极端的表现，影片整体的基调和氛围也会更加压抑一些。作为反乌托邦电影的一个分支，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同样有着反极权的主题，但在这里“极权”的意义似乎发生了变化，影片中的反派细细琢磨起来，几乎都有着现实中严厉家长或教育者的影子。他们不允许个性和反叛，试图操控所有人的人生，为他们做出选择，如同《分歧者》中的博学派领导人珍宁，《安德的游戏》中的哈里森.福特饰演的教官等等。在主角变成反抗力量的领导者之后，反派势力的高压统治会迅速走向瓦解。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的视角和受众是青少年群体，挣脱禁锢与束缚、反抗成人压迫以及对于自由与平等的追求成为贯穿影片的主题。
 

本篇有关电影的论文从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角度出发探析这一主题产生的社会背景，需要将文艺作品置于完整的社会体系中进行分析。刊载于Tor网站的一篇文章探析了青少年反乌托邦系列成为出版热点的原因，作者提出青少年在校期间收到方方面面的束缚，包括着装规定、纪律规定甚至还有日益曾多的电子监控设备的监视……对于这些束缚，青少年作出的反应是想象出一个规则和权威被摧毁的世界，而这正是青少年反乌托邦小说及改编电影的剧情设定[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积极鼓励家长参与到青少年的教育中来，青少年处于人生中向成人过渡的时期，叛逆情绪导致的自我与家长权威的冲突也会给青少年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学校管制和家长权威，校园霸凌现象也是其中之一。校园霸凌事件已成为了美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专栏作家露西.曼格在英国《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博客指出，青少年反乌托邦题材以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反映了校园霸凌现象。流行文化中的暴力因素泛滥是导致校园霸凌案件增多的一个原因，而霸凌事件对于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压力又体现在了流行类型影片的主题之中。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青少年群体对于消除霸凌现象的心理期待，但影片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充斥着不少暴力镜头和暴力元素，这在鼓励青少年反抗强权与霸凌的同时，似乎也在宣扬着一种“以暴制暴”的观念。
 

二、逃离“拟像”世界背后的商业运作与技术背景

威廉斯认为将文化生产看作是一种纯粹精神生产的思想是错误的，文化生产遵循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强调文化过程的物质性是威廉斯文化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点。经济因素需要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纳入的方式就是“恢复文化生产作为社会的、物质的过程的一面”[4]。威廉斯认为，文化生产能够依靠的手段无外乎是人体自身的资源或者是非人体资源，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进程的推进，后者如机械复制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并走向成熟，新的文化生产技术催生了许多新的文化表现形式，例如电影、电视等。大规模机械复制技术使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环节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走向分离，社会分工被进一步细化，商业和市场对文化生产的影响如今已变得极为显著，威廉斯认为，在商业和市场的影响和控制下，文化生产需要迎合大众需求。
 

二战以后，由于缺乏制作经费来源，美国的电视行业开始制作一系列的娱乐节目以获得高额的广告经费。据统计，约78%的美国电视台属于私营商业电视台，受市场和商业因素影响，娱乐节目需要制作出吸引眼球的内容以提高收视率。在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中，到处可见这种在娱乐节目中似曾相识的场景，主角们仿佛置身于娱乐节目的现场，需要通过各种像游戏或真人冒险秀一样的考验，试图逃离被建构的看似真实的“楚门的世界”。例如在《饥饿游戏》中娱乐外壳包装的杀戮游戏、《移动迷宫》中的逃生游戏等等，不禁让人想起了《幸存者》、《走出荒野：阿拉斯加求生实验》等娱乐节目中的场景。当今时代的青少年群体伴随着大众文化和网络传媒的兴起，对于游戏和真人秀等娱乐形式非常熟悉，影片将原著中的这些情节设置还原成可见的视觉盛宴无疑能够吸引眼球、迎合目标市场。
 

威廉斯关注技术在文化活动中引起的变化，但他反对技术决定论，他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并且无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制约。威廉斯在分析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时，以电视为例探讨了作为科技的一项研究成果，电视的应用是如何受到社会制约的。通常来说，大众都认为电视等技术成果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甚至改变了世界，威廉斯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相比起认为电视改变了传播媒介、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观念，威廉斯更倾向于把电视看作是满足了社会需求和家庭消费型经济的一个投资项目。以讨论电视与社会的关系为例，威廉斯提出了一种观点，当一类新的技术被发明出来以后，能够决定它能否被广泛应用的是它所满足的社会需求“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如何以及是否“与实际决策集团的优先考虑相一致”[5]的状况。在威廉斯看来，是社会制约着科技，而并非是科技改变了社会。威廉斯指出了技术的社会属性，批判了技术决定论，并敏锐的觉察到了技术应用背后的权力因素。
 

鲍德里亚认为拟像有三个等级，依次是仿造、生产和仿真，在第三个阶段，人类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可以创造出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拟像，这种虚拟的创造方式走向了代码的形而上学，0和1的二进制系统构成了拟像世界，就像是生物体的原始形态来源于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一样。通过技术达到的“他事物的最高清晰度与这事物的最低清晰度相对应”[6]，越来越高清的虚拟对应着的是一个实体参照越来越匮乏的世界。在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中，这种后现代末世之感和荒诞性也在荧幕上被充分展现了出来，主角们被困在了技术所打造出的一个“真实”的“拟像”世界：少年主角关于真实世界的记忆被消除，被困于科技为人类营造出的，一个没有极端天气、没有痛苦的乌托邦，在一切都被精准的控制，被冷冰冰的科技和数字所定义的“完美的世界”中被隐瞒了真相(《记忆传授人》、《分歧者》、《移动迷宫》);或是科技造出来的幻象早已使角色们分不清现实还是幻觉，他们始终处于被监视、被操纵、被控制的处境，虚拟的世界中却有着真实的杀戮，主角们在其中挣扎求生，试图逃离(《饥饿游戏》、《安德的游戏》)。影片中的角色被困于“拟像”世界的主题像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隐喻，即鲍德里亚描绘的大众被媒介和技术控制的状况。这或许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心理上对于技术所营造的虚拟世界是否正在困住真实自我、消解人性和情感的反思。
 

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受困于拟像世界的主题隐喻有关技术的发展，但技术并不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决定因素。正如威廉斯提出的观点，技术的应用背后是大众的社会需求以及“实际决策集团的优先考虑”。美国的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如今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美国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共同推动，“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7]经济参考报的《揭秘CES：数字技术产业将迎爆发期》一文指出，美国仍在加紧数字技术领域的开发，这不仅有利于其继续保持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大竞争力，也是出于美国经济和国防安全的需要[8]。数字技术在带来经济利益，推动大众文化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技术与人性的冲突，本是为人所利用、服务于人的技术却成为了控制的主体，人性发生了物化;另外，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大众对于虚拟世界的安全性产生了忧虑和不安。青少年群体对于技术工具的接受度很高，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介已经渗入到了美国青少年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对于社交网络的使用非常普遍，推崇电子游戏的沉浸式体验，对于YouTube名人的关注度甚至比主流明星还要高……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忧患，网络成瘾和网络霸凌事件层出不穷，电子游戏中的暴力信息泛滥，黑客年龄日益低龄化……犹如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中的角色拼命逃离于“拟像”世界的情形，美国真实社会中的青少年群体也深陷于技术所带来的种种焦虑之中并试图寻求解脱。

三、成长为“好莱坞”式英雄的意识形态内涵

在谈及文化传播时，威廉斯提出了这样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行为会遭到反对，但是当这种支配行为经过了层层包装变得不易让人察觉时，我们会减弱对于这种行为的警惕性甚至于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它。威廉斯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由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行为，但统治阶级对灌输的内容进行了巧妙的包装，使其变成了大众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经验。大众传播的手段具有欺骗性，作为“少数人”的统治阶层在向大众输入意识形态时，会去“求助于应用心理学和应用语言学的零星的知识”[9]，使其意图变得更隐蔽，行为变得更有效。威廉斯提出，大众传播的内容最终需要作用于经验，因为人们的整体经验塑造着人的心灵，对于传播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传播什么而在于如何传播，或者说是大众希望以一种什么方式被告知信息。总而言之，威廉斯非常关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的态度和反应，他认为受众并不是一个对于任何传播内容都乐于接受的容器，传播者需要顺应受众的喜好和共同经验，否则就会“由于目空一切，只注意到传送”[10]的态度造成失败。在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威廉斯的大众传播理论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某些一致方面，二者均指出了现代大众传播为意识形态输出服务的本质。
 

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的主角不仅仅是青春期的少年，更被赋予了英雄色彩。同其他青春电影一样，主角的成长蜕变过程贯穿影片始终，青春成长的主题下隐含的是美国主流文化价值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作为被赋予使命的“那一个”，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中的主角在带领同伴反抗强权统治、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主角自身往往拥有某种特质，是所谓的乌托邦世界中的叛逆者和觉醒者，在与极权统治阶层的的反复较量中逐渐成长，进化为理想自我和坚定的领导者，主角从迷惘到坚定的成长经历正是一段“好莱坞”式英雄的成长史，正如好莱坞电影盛产的英雄形象一样，主角富有责任感和同情心，具有缜密的思维和高效的行动能力，不畏强权、勇于牺牲，崇尚自由，希望凭借自身努力拯救世界。除此之外，该系列影片的主角还有着青春期少年所特有的冲动和好奇，以及对于友情和爱情的渴望和憧憬。影片有时为了凸显主角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救世主色彩，在人物、剧情和故事背景设置上有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比如说在《安德的游戏》中毁灭虫族、拯救世界的任务竟然只能交由一位少年来完成，然而这么做的原因影片却只是在开头几句带过，并没有出现非常可信的解释;影片中主角在与成年人的反派斗争时，明明力量相差悬殊，却都能获得胜利。
 

鲍德里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提出，电影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类型，电影提供给观影者一种中心视角，使摄像机和放映机的位置隐形，观众以主观视角进入电影情境，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输入。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电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从未停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造梦工场，好莱坞无疑是美国向全世界输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民主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等美国意识形态在年轻的主角们挣脱束缚、反抗强权的故事情节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观影者。在影片中，角色经过重重困难，依靠友情、亲情、爱情的力量不断蜕变成长，观众的情绪在被情节带入的同时也会或多或少的忽视了青少年成长的主题下隐藏着的意识形态内涵。
 

电影的叙事手段和拍摄方法保证了这一策略的隐形诉求。首先，影片的叙事节奏连贯而流畅，从开端到高潮再到结尾的完整叙事流程几乎没有给观众设置任何的观影障碍，这一套商业电影惯用的叙事模式使观众沉浸于剧情之中，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影片所要传达的意识形态内容;其次，电影特效所造成的的奇观效果刺激了观众的感官，新奇震撼的视听体验使观众被荧幕放映的画面深深吸引，沉浸在影片营造的幻象里，从而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落入了隐蔽的意识形态陷阱。

结语：

好莱坞制造的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满足了青少年群体反抗权威势力及暴力压迫的心理期待，以制造影像奇观为手段迎合了目标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也影射出了美国真实社会中的青少年群体面对技术困境时的焦虑心态。该系列影片以经过巧妙伪饰的青少年成长励志故事以及流畅的叙事结构、震撼的视听飨宴使观影者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受了影片所携带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传达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充满着娱乐至上、以暴制暴等不良讯息。好莱坞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鉴，但同时也要警惕美国以其为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扩张的野心。在当前境遇下，华语电影应努力丰富影片类型的多样性，积极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以提高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M]. 吴松江、张文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19.

[2] 何枭吟. 美国数字经济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2005: 80.

[3] 张斌、蒋宁平主编. 电视研究读本[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70.

[4] 让.鲍德里亚. 完美的罪行[M]. 王为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33.

[5] 闫磊、马丹. 揭秘CES：数字技术产业将迎爆发期[N]. 经济参考报, 2017-01-06.

本篇有关电影的论文原作者：宋捷(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