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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论文:拜厄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主义思想

摘要： A.S.拜厄特是当代英国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她的作品塑造了许多天赋颇高却始终挣扎于传统角色与现实自我间的知识女性形象。本篇语言学论文旨在通过研读拜厄特不同时期的作品，透过其塑造的女性形象窥视其对女性边缘化现象和生存悖论的批判发声、对女性历史性失语的反思以及为两性非对立“和谐”发展的理性女性观的倡导构建。

关键词 A. S. 拜厄特 女性主义 知识女性

A. S. 拜厄特(Antonia Susan Byatt，1936-)是英国当代小说家、评论家、诗人和散文家。她的艺术创作从1964年的处女作《太阳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Sun)到2011年的《雷格纳洛克：众神之末》(Ragnarok: The End of the Gods)，至今已先后推出近30部作品，囊括27项文学奖项。对于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普遍生存状态是贯穿她的全部作品的主题之一。基于她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和对当今时代的准确把握，她塑造的女性人物可以代表历史转型期比较典型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她们的故事折射了在父权制社会中挣扎在传统角色与现实自我的矛盾中的悲剧人生。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拜厄特及其作品就一直是国外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学界对她的研究远落后于欧美国家。目前中国对拜厄特小说女性主义观研究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对小说《占有：一段罗曼史》(Possession: A Romance，1990)的女性主义和叙事方法的解读，拜厄特其它作品的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篇语言学论文并非单纯的拜厄特小说的文本分析研究，而是比照她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创作思想，在参考国内外对拜厄特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拜厄特对女性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的重构，对女性的历史性失语现象的反思，对女性话语的建构，以及如何通过两性自我建构促进双方和谐发展等方面深入探究其女性主义思想。

拜厄特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立场受到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弗吉尼亚·伍尔夫(Woolf Virginia)等女权主义前辈的影响，反对性别等级制，主张男女平权。作为作家的拜厄特和作为批评家的拜厄特对文学女性主义态度相互矛盾。拜厄特表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反对女权主义批评家对“女性身份”和“女性题材”的过分强调，她认为对作家性别的过度强调是对思想、文学想象和创作能量的限制。她推崇的女性小说家是那些在作品中超越了单纯的女性问题讨论，而关注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作家。 学者型作家拜厄特善于从人类历史和传统文化中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加拿大学者简·坎普贝尔(Jane Campbell)称之为“经验、观察和阅读之上的一种本能的女性主义(intuitive feminism)”。 拜厄特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真实、生动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们具有独立性格且极富理想追求。她们大多生活在压抑、封闭、抑郁的状态中，或成为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品，或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深受创伤，郁郁而终，或有些许既具有现代精神，又有传统美德，通过全力支持和帮助男性而获得两性共同发展。她们的生存悖论反映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揭示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和扭曲的历史真实。拜厄特通过这些根植于自己阅读和感悟中的女性故事，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角度艺术地再现了女性在人类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和坎坷命运。

1、女性的边缘化困境与生存悖论

拜厄特的女权主义并不表现于任何教条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女权主义理论，而在于那些强有力的意象，它们表现了身为女人而无法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才能的痛苦。(《维》：114)理查德·托德(Richard Todd)认为拜厄特在描写父权制如何使女性边缘化方面的想象力是当代作家中罕见的。 在作品中，拜厄特从女性作家的角度对传统叙述中的女性历史形象进行解构和建构，刻画许多在男性主导社会被边缘化的鲜活的女性人物。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天赋颇高，但无法施展才华的知识女性。拜厄特称她们是自己的“夏洛特女郎”。从传统宗教文化和父权制社会的道德规范来看，当夏洛特走出古堡的那一刻就是走向堕落的开始，是对女性传统角色的背叛，她的命运注定充满悲剧色彩。在拜厄特看来，夏洛特神话原型表现的不仅仅是爱情，它更是一种信仰、一种意志和向往自由的精神。拜厄特对她的夏洛特女郎倾注了深切同情和关爱。

拜厄特的处女作《太阳的影子》中的女主人公，颇具创作天赋的青年作家安娜·塞弗拉尔，自幼生活在声名显赫的小说家的父亲亨利的光环之下，但她对“完全属于自己的将来”充满着期待和幻想。在评论家奥利佛的帮助下，她逃离了家庭，摆脱父亲的束缚，来到剑桥大学求学，但是安娜的抗争并没有获得丝毫的平等与独立，多次的逃离也未走出这两个男性阴影。拜厄特的“四部曲”的前两部《园中处子》(The Virgin in the Garden，1978)和《平静的生活》(Still Life，1985)的女主人公波特姐妹是二战后成长起来并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追求独立和自由，不甘心成为母亲那样受过高等教育却沦陷在家务和家暴下的知识女性。姐妹俩为了摆脱父亲的约束，来到剑桥大学读书，开启她们的新生活模式。姐姐斯蒂芬妮，剑桥的高材生，惧怕婚姻，害怕失去她生命中的文学和语言。最终矛盾重重地嫁做牧师妻，对她来说，结婚意味着失去或埋葬了她的理想世界。“瓮必须被埋掉，世界正在淹没。” 她也曾幻想做到事业和家庭兼顾，却陷入父权制“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陷阱。厨房里的意外触电身亡加重了这位才女的悲剧色彩;才华出众的妹妹弗雷德里卡在学术圈饱受偏见和排斥，过于膨胀的性自由也加剧了她的生存困境。她既不甘心封闭于图书馆内，写一些无关紧要的华美文章，也不愿意困顿于家务之中。最终弗雷德里卡陷入空前的身份危机，精神近乎崩溃;小说《占有》中的维多利亚女诗人拉模特为了爱情抛弃了同居女友，离开了独立创作的小屋，追随她的文学知音艾什并开启了他们的爱之旅。身体的自由和解放并没有带给她心灵的解放。“婚外恋”、“私生女”使女诗人在一个仍为严格的清教道德观所主宰的社会里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与心理压力。 偏离了女性常规的生活轨迹的拉模特饱受传统父权文化规范的排斥和压迫，加之同居女友布兰奇的投河自尽，使拉模特意识到她和艾什的爱情已经威胁到自己的独立、自尊的生活理想，于是毅然决然地同艾什分手，把女儿寄养在姐姐家，隐居在姐姐家的角楼里实践着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我设防是因为我必须继续我的事业。”

不论是远古神话中的夏洛特，还是生活在“太阳的影子”下的安娜，或是无法协调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知识女性身份的抑郁绝望的波特姐妹，或是大胆追求爱情和事业却孤独终老的“角楼里的女巫” 拉模特，她们或因父权文化的桎梏，或因自身性格缺陷和滥用自由，始终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无法冲破男性世界的歧视和压迫而实现自我发展。拜厄特在作品中采用多种叙述角度，利用文中文、典故、互文本、戏仿和拼贴等创作技法，在小说的有限空间里，最大限度地表现历史转型期的知识女性的百态人生，客观冷静地反思被边缘化的女性经受的精神文化困境及其成因。秉承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R. Leavis)的文学具有“严肃的道德目的” 思想，拜厄特关注的是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遍人性，她理性而谨慎地提出，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必须像男性一样要自我约束、不断自省、完善和提高，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理想。

2、女性历史性失语和女性话语构建

在《妇女和小说》(1929)中，伍尔夫尖锐指出女性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拜厄特在《婚姻天使》(The Conjugial Angel, 1992)中对艾米丽·丁尼生等历史人物的重塑、《占有》中当代学者毛德对先辈女诗人拉模特的挖掘研究、拉模特对挪威神话《梅卢西娜》的改写，都可以看作是当代女性寻找女性历史的声音、建构女性话语和填补女性历史叙事空白的努力。理查德·托德(Richard Todd)在他的题为《找回英国后现代小说中没被听见的声音》一文中，将《占有》称为对父权传统进行文学“重写”的成熟典范。 拜厄特利用她的小说创作，把更多的话语权给了她的“夏洛特女郎”，让她们成为真实、完整、客观的历史图景中的言说主体。拜厄特还在小说创作中杂糅了大量女性作家善用的浪漫传奇、幽灵故事、童话故事、诗歌、书信、日记等文学样式，改写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话语，将女性视角和女性声音引入历史叙述，建构强大的女性群体叙事话语。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指出，A.S.拜厄特与她同时代的一些英国作家，包括艾丽丝·默多克、多丽丝·莱辛等，“吸收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女性传统，做到了过去的特点长处与新的语言和经验尺度之间的融合……”。

在小说《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 1992)的创作过程中，拜厄特意识到男权文化对女性话语的限制和屏蔽。她发现，传统叙事中的女性处于失语状态，女性群体被边缘化，远离社会文化中心，游离在主流历史文本之外。这种失语现象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真相，造成了女性形象的失真和扭曲。在对《婚姻天使》中的艾米丽·丁尼生故事进行重构时，拜厄特发现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关于艾米丽的记载，尽管艾米丽为未婚夫哈勒姆服丧九年之久，在哥哥丁尼生纪念哈勒姆的《悼念集》(A Memoir)中也几乎没有她的任何记录。拜厄特试图以其女性作家的话语和书写实践破解男性话语的魔咒，对男性文本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拜厄特显然把更多的话语权给予了在《悼念集》中被有意隐略的艾米丽，让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倾诉她对于社会赋予的既定角色的抗拒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心痛苦和自我质疑，她对自我情感的不断再认识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维》: 151)拜厄特更是把人生道路的抉择权交于艾米丽，赋予她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在为未婚夫哈勒姆服丧九年之后，艾米丽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舆论微词，选择嫁给理查德·杰斯船长。“她被套在大家伤心的关爱中，这种爱同时又支撑着她。她陷入他们无可慰藉、默默无语的反对中，这种反对又让她感到窒息”。 她最终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了此生、此世、真实可感的理查德，放弃了灵魂世界里来生再续前缘的哈勒姆。拜厄特通过对艾米丽的重塑打破了男性独享主体而女性沦为客体的惯例，唤醒女性主体意识，在她们身上还原维多利亚人试图解释自我和阐释世界的精神实质。

《尤金尼亚蝴蝶》(Morpho Eugenia, 1992)虽然是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单一时空维度的小说，但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是20世纪女性叙述者的审视和反思的眼光。小说是通过男主角威廉·亚当森讲述的一个维多利亚家庭的故事：“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娶了一位年老的教士兼标本收集者的女儿，陷入一座好似蚁穴的乡村庄园的日常生活之中。” 叙述者时而站在故事之外、时而又站在男主角威廉的视角上，对故事进行全知叙述。在婚礼场景中，出身屠户之家的威廉被阿拉巴斯特家族接受，娶到了高贵典雅的尤金尼亚。一直透过威廉的视角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会突然切换为全知视角直接对人物的命运发出了质疑：“从此以后他会过上幸福生活吗?在这部有着来之不易的道德幻景的小说的结尾和对死亡及其如期而至的后续的几眼瞥视之间，存在着一段貌似和谐的清澈而平静的虚假永恒……”(《天》：75)介入式评论表达了作家本人的观点，也起到了反讽的效果，引起人们对这段婚姻的疑虑，也暗示威廉要看清自己在布莱德利庄园如同雄峰、雄蚁般的从属和服从的地位。在拜厄特的作品中，有众多的像威廉一类的男性人物，他们被女性叙述者的视线关注，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内心欲望被女主人公揣摩，他们的认识偏差也在女性全知叙述者的质疑下不断地得到纠正。拜厄特采用多种叙述角度，实现女性话语的建构和女性历史形象的重构。

《占有》是从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视角来进行创作的，讲述了维多利亚诗人艾什和拉模特、当代学者罗兰和莫德博士两对镜像人物的情感故事。拜厄特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使得两位女性人物的形象丰满而真实。在小说中，拜厄特还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古老的挪威神话《梅卢西娜》和格林童话《水晶棺》进行了改写，并为小说创作了大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以复现过去的历史。其实，真正的叙述者是小说的作者拜厄特本人，在此，女小说家借助人物的复述，在历史文本和当下文本之间展开交流和对话。 她还以书信和日记等手稿的叙述形式，创设了自然真实的语境。她从女性的视角，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以女性作家惯用的文体形式，建构强大的女性群体叙事，颠覆了男权文化的霸权话语传统。女性话语的建构既还原了女性被掩盖的生活真相，揭露了历史的文本虚构性，又赋予女性主体地位和身份。

3、两性非对立“和谐”与自我重塑

在小说《占有》的创作中，拜厄特一方面承接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她的理性和审慎的女性观。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人物与男性文化传统之间并非是全面拒绝和对抗的，而更多的是质疑、对话和商议。 拜厄特并不认同将女性与男性二元对立，一味地反对抽象的“男权”或“女权”，而是鼓励两性之间精神上的融合和生活上的合作，加强自我建构的能力，以实现两性的共同发展。《占有》中拉模特和艾什互相倾慕达到精神融合，在各自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都取得重大突破。在艾什的精神激励下，拉莫特的创作更具活力，写出了极富想象力的神话史诗《梅卢西娜》。史诗的巨大成功展示了拉模特超越性别局限的艺术才华。智性和情感生活经历激发了两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拉模特和艾什两人都达到了文学创作上的巅峰，成为两性和谐发展的典型;当代学者莫德和罗兰在研究两位维多利亚诗人的过程中，通过相互间交流合作获得某种程度上身份与文化的认同。罗兰由失意逐渐转为积极互动，最终发现自己的诗歌天赋，赢得了事业上的机遇和学术地位;莫德取得了两位诗人遗稿的合法继承权，完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也解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不同时代的两个爱情故事都体现了男女相互支持和通力合作有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思想。

两性协调发展的思想在拜厄特的小说《蝴蝶尤金尼亚》中体现的更为深刻。男主公威廉婚后在布莱德利庄园过着近似雄蚁的生活，他在腐朽、封闭、压抑、令人窒息的贵族生活中逐渐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系，放下他的理想和追求，逐渐迷失了自我。牧师家的家庭教师麦蒂最终将威廉从颓废生活中拯救出来。麦蒂虽出身卑微，但受过良好教育，通晓文学、博物学、人类学等诸多知识，热爱自然观察和科学研究，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她颠覆了传统维多利亚文化对女性特征的界定。在她的鼓励下，威廉恢复了对于科学观察及写作的热情，接受了麦蒂建议去撰写一部蚂蚁群落的自然史。在麦蒂的全力支持下，威廉实现了出版著作的梦想。威廉感知到麦蒂对他生命的意义，“你已经改变了我的前程”(《天》：103)。麦蒂还通过自身的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塑造了自我形象，并通过两性合作的方式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拜厄特笔下的麦蒂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和自我意识、主体意志，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改变着男性的世界。珍妮·坎贝尔(Jane Campbell)认为，麦蒂凭借话语的力量，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为女性写定的脚本中解放出来，并且帮助威廉改写了自身的命运。 麦蒂代表了那些努力找寻主体意识、追求理想生活，自强不息地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的女性典范。她不是作为理性、智慧的男性形象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独立存在的男性的合作伙伴和灵魂伴侣，并通过两性之间的通力合作改写两人的命运。

拜厄特以理性的历史眼光审视同一原型的不同时期的三位女性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女性边缘化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的忧患意识。拜厄特还借助小说人物拉模特对神话人物梅卢西娜进行重塑，高度赞扬了女性力量。拜厄特笔下的这位雌雄同体的神话原型被赋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创造力。拉模特、毛德和麦蒂三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身上都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神话原型的某些特质。拜厄特认同艾略特的女性观，即知识女性的出路是“突破女性身份的负荷和复杂性的庇护，亲手摘取奇妙而鲜亮的艺术和知识之果”。 知识女性自我实现的故事反映了拜厄特的两性合作和谐发展的思想。

综上所述，本篇语言学论文认为：拜厄特的小说不论从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都堪称文学典范。“拜厄特的作品按时间先后顺序构成了对成长中的、追求新方式和新神话的女艺术家的全面探索。” 她的每一部小说都像是其它部作品的延续。拜厄特以自身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表达了自己女性观和文学批评思想。她那些带有自我意识的小说作品极具社会影响力，她塑造的历史转型期的知识女性的形象成为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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