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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制度创新推动我国战略新兴经济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摘要】我国战略新兴经济发展中政府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制度创新自然也是最主要的创新之一，宏观层面影响包括理论、科技、文化三个领域，围绕着市场、企业、个体等微观层面，本篇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提出：制度创新影响挂着产品、模式、管理、消费等行为。结合津京冀地区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制造业在优势尤为突出，技术则是推动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制度创新，战略新兴经济，京津冀，必然性

新时期推动制度创新的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阐述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①，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性地提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四方面创新形式，对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制度创新”在创新体系中尤为重要，它是推动新时期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治理能力优化的前提，通过重构政府管理职能与能力，为理论、科技、文化创新构建良好的制度氛围，在政府功能完善表现层面，有利于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既是一项历史性任务，也是对党领导下的党政机关体系的时代性要求——其本质上，“制度创新”的目标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引导社会活力在经济、文化、政治、生态以及党建等层面的作用;同时，习近平主席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新的时期必然面临新的问题，制度创新不可一蹴而就，应围绕着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展开，如“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实践中，围绕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的融合。

制度创新有利于推动我国战略新兴经济发展，但不局限于经济促进功能，其必然性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构顺应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并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突表现出来，其解决途径包括良性改革和暴力革命两种方式。本质上，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或者旧制度内部的调整变化，都是顺应历史规律的表现——落实在制度层面，即表现为“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党，在新时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梦”奋斗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和自觉顺应这一历史规律。

第二，制度创新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必然要求。1978-2017年，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同时，新时期的新问题、新现象大量涌现，改革面临的困难也更为繁重，仅仅侧重于某一领域展开，难以取得决定性的优势，甚至会“四处碰壁”、难以协调。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突破舒服、全面改革，打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新局面。

第三，制度创新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稳步实现的必然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重申“两个一百年”的重要性，这一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并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时代号召”。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改革任务是全面性、深入性的，不能依赖制度、体制、法律、政策等“小修小补”，而是要在全领域展开全方位改革——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涉及到党、国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成员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改造，使其更符合改革长远需求。就细节层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 、党建等多个细节入手，描绘了一个系统性高度匹配的改革蓝图。

“十三五”新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重要阶段，“创新”作为根本推动力，在四个维度发挥着各自作用，“制度创新”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当前国情基础上的，既要坚持底线，又要稳步向前，在“变与不变”之间掌握好辩证关系。

本篇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解析我国战略新兴经济的发展内涵

战略新兴经济同样具有时代性，它源于“战略新兴产业”这一相对性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新兴”价值，体现在着眼长远水平的战略选择上，置于“十三五”新时期背景下，“战略新兴经济”更具有高度性，一则摆脱了产业选择方向及布局的狭隘性，二则适应新时期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经济)，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的内涵延伸②。

第一，技术层次更新。科学技术与战略新兴经济存在不可分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战略新兴经济即“技术经济”。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技术层次呈现“颠覆式”更新，在信息时代范畴下，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作为基础技术，实现了经济生活方式的重构，如“电子商务”引发的零售、物流领域变革。因此，战略新兴经济并非偶然的，它是建立在强大科学技术基础上的。

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以“高级化”产业结构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有利于社会经济更健康、稳定的发展，目前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整体趋势是“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高能耗向低能耗”、“粗放型向集约型”，以制造业、能源业、建筑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要摆脱发展疲软状态，必须项战略新兴经济领域看齐。一方面，传统产业主观上面临着高成本、低效益、高消耗的诟病，难以应对被淘汰的可能。另一方面，大量资金、资源涌入战略新兴经济产业群，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必然成为主流关注和主要组成部分。

第三，经济要素嬗变。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要素一直处于动态变化，80、90年代以简单制造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要素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加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缩小、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等影响，经济要素已经从资源、人力向资本、人才转型，要破解这一局面，战略新兴经济不可或缺。

第四，消费结构变革。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表明，经济发展动力将从要素、投资驱动角度，转入到服务业、创新驱动角度，相应地社会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国民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提供了“消费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也为战略新兴经济开拓了更多渠道。

制度创新与战略新兴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它以改变支配人们行为和关系规则的形态出现，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在战略新兴经济范畴中，可以将其归为“职业领域”的创新，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前者不是后者的基础，而是后者的跨越对象，这本质上是制度更新，即传统的资本制度转向知识性制度。

本篇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提出制度创新推动我国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点

第一，立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合理选择战略新兴经济发展对象。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仍需要认清传统产业经济形态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短时间内完全实现取代不具备可操作性，也不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实际。合理选择发展对象，既包括空间分布，也包括产业内容，以此为依据构建传统产业经济和战略新兴经济的协调机制。一方面，就空间分布而言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依托“首都”的聚合效应，整合天津、河北空间优势，扩大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等“中心价值”。整体上，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活跃、科技资源丰富、社会体系完善，具备了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承载和支撑条件。另一方面，结合发达国家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经验，制造业(汽车、钢铁、能源等)是一个突破点，并且针对我国而言具有代表性——高端制造业仍呈现薄弱态势，又是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优先选择制造业对战略新兴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因此，结合津京冀地区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型需求，坚持“中国制造2025”的基本方针，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优势，从而打造一个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系。

第二，基于长远规划构建战略新兴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以“粗放型”模式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遗留下大量问题，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战略新兴经济发展必须注重规避，而一个基本措施就是侧重长远规划，避免同质性、低水平的建设。否则，战略新兴经济所提供的优势会很快消耗殆尽，如一些国家扶持力度大、市场前景好的项目，会导致一拥而上，破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更有有效地保障机制来源于国家层面为战略新兴经济制定的统一框架，能够有效地保障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有序性。《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分别强调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在创新上的不同功能定位，构建协调、互补、统一的区域创新体系。例如，北京侧重技术创新、技术服务、技术转化，天津侧重应用研究与工程技术研发转化，河北地区结合当地优势企业，侧重技术成功应用和推广。

第三，建立健全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平台保障制度。

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经济”，它打破了政府、市场、企业各自为政的存在形态，但同时又需要三方面共同作用，如政府层面，在法律、政策、税收等层面提供的支撑，从而减少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阻碍。一个优势平台的建立健全，本质上是不同促进机制的相互作用，即制度保障，这也是进行制度创新的价值所在。津京冀地区的协同背景下，战略新兴经济平台建设有利于资源、人才、技术的重组，形成更有效地流动，为高新技术项目建设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

②牛少凤：《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述评:现实进展与未来挑战》，《经济研究参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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