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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政策论文：“基于新常态背景谈供给侧改革”将深入探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理论和改革内涵，并提出宏观层面的改革策略，以供广大研究人员参考借鉴。

　　摘要：经济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经济“旧常态”下的经济要素由促进经济发展作用转为经济发展之障碍，经济新旧动能冲突日益尖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表征是产能过剩、质量低劣、债务增加以及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显等。从经济“新常态”与“旧常态”对立的角度分析，供给侧代替需求侧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这也是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本文中笔者将深入探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理论和改革内涵，并提出宏观层面的改革策略，以供广大研究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经济，宏观策略

　　0、前言

　　2016年G20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将“新常态”理念引向世界经济领域，并通过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结症的“把脉”，肯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药方”同样适合世界经济现状。关于“新常态”内涵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主要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新常态被认为经济环境“新常态”。这一观点立足世界经济层面展开研究，重点讨论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领域经济内在和外在联系;其二，基于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常态研究，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正常化”，超快发展或超慢发展都是“非常态”。事实上，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的改革步调，包括“新需求、新供给、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内容，为这些“新内容”找一个落脚点，无疑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了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目的，即“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要求可以理解为：前半部分是对供给能力的阐述，后半部分是对供给目的的阐述;“供给侧”是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改革主要方向，从结构性经济对称角度分析，它是为了满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阶段平衡，并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促成的理论分析

　　1.1 增长理论

　　从投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供给侧改革一大趋势，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提供了进一步佐证。结合宏观经济下的“增长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经济新常态对创新需求的迫切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不是经济总量，而是人均产能(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水平)。影响人均产能的要素有两个：其一，生产资料，包括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其二，人力资本。包括技术、知识、文化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生产资料较容易得到满足，在较短周期内即可实现建设需求，但人力资本的短缺则很难弥补，它需要较长周期内的生产方式资本化和技术密集化运作;如下图1(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K代表人均资本总量，Y代表经济收入总量，其中f(k)为宏观经济趋势，sy(即sf(k))代表个人储蓄趋势，需要扣除消费部分，很显然个人储蓄总量及增长趋势都低于经济总收入量，(n+d)k代表人均新增资本，在这里狭义的理解为“技术水平”。

　　图1 增长理论模型

　　很显然，当人均资本总量k0稳定增长的过程中，经济总量Y也在稳定增长，对应高度达到y1;但这种正向比例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当技术水平维持在A状态，人均资本总量投入与经济总量产出达到最优化，继续增加人均资本总量(k2)所取得的收益曲线明显放缓;相应地，如果能提升(n+d)k到一个新的高度，整个市场经济将会进入更高、更稳定的状态。

　　1.2 拐点理论

　　所谓“拐点理论”是一类临界值理论集合，泛指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某一部分因素量变而导致的质变，这对于研究我国经济新常态有重要的意义。较为著名的如“刘易斯拐点”，它所代表的量变过程是劳动力有丰富、充足转向结构性矛盾供给不足，在我国也称之为“人口拐点”。人口拐点所导致的最直接因素是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现状而言，长期以来正是基于资源型产业、低劳动力成本实现的快速增长。当种种优势消失以后，经济增长进入放缓期，经济新常态随之出现。

　　库兹涅茨曲线也是一种典型的“拐点”经济理论，它阐明了宏观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如下图2所示，基尼系数用来表示收入差距(0、1)，它表明一个社会环境中收入分配变化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也从侧面表达持续发展社会经济是解决社会收入差距的唯一途径。

　　图2 库兹涅茨曲线

　　此外，我国已经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面临着“中的收入陷阱”的危机——本质上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高增速要素减少、经济创新能力减退造成的，从人均收入来说，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意味着人均GDP达到了库兹涅茨曲线“拐点”。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征概述

　　“新常态”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化的必经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经济总量与人均GDP向发达国家靠拢之外，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的演变更能突出本质特征。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来说，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完成人力资本初步积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是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大幅度提升，但生态环境恶化严重。第二阶段，资源型经济向技术型经济转型阶段。这一时期社会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以技术为创新主导成为主要经济发展方向;很明显，“十三五”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处于第二阶段，也就是经济“新常态”阶段。

　　第一，双重经济调控途径。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协调力量来源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双重机制下最明显的特征是新旧经济增长点的“拉锯式”竞争。从长远角度出发，产能过剩、资源经济等旧经济增长点必然会推出经济领域，但在阶段性发展中，包括房地产、出口贸易、钢铁、制造业等仍占据主要经济地位，被视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庞大的社会资源占有率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退出，并且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总量;总结来说，新经济增长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共基础建设投资。包括交通设施、环境治理、教育医疗等方面。(2)产业转型升级。将资源型经济转化为集约型、知识型、技术型，减少高能耗、低产出的产能过剩行业。(3)创新金融领域投资。以互联网金融为基础，加大居民消费、服务产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第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无论新经济增长点或是旧增长点，其进退起伏都不是平稳展开的。根据经济学原理分析，宏观经济波动与区域经济波动之间既存在滞后性，也存在矛盾性，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能采取政府“一刀切”或者市场“满堂灌”的单一策略，要循序渐进的展开。事实上，这一表征已经从隐性角度次第展开，例如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尤其在农民工劳务方面更加明显，此外，居民消费水平不断上升直接促使了服务业的繁荣。

　　第三，自上而下推动模式。应该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产生原因与改革策略，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上而下推动产生的。从上层推动改革具有很多优势，例如改革战略方案、思想理念构建等，但在执行中容易产生阻力，且呈现复杂性特征;特别是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诉求上存在明显不一致的情况，改革意愿不足、缺乏激励机制。

　　第四，融入国际经济改革。2016年G20峰会确定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表示，中国经济不如新常态之后在世界上的声音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一直努力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晋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雄厚的货币资本下，从投资吸引国转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在这一转变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也发生了位置转变，中国不仅要接纳国际规则，同时也要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和维护，从一个行动者变为改革者。

　　三、形式政策论文之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的两个争论点

　　3.1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是美国的重要经济学流派，它一贯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加强供给的功能。不可否认，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存在一定比例的相同因素，从而在主观意识上形成相似性，两者都是立足供给侧展开经济问题研究，并为社会生产力创造积极性条件。但从涉及内容、改革任务角度分析，供给侧改革远比供给侧经济学更加丰富。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中国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和巨大成就之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积极促进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仍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资源型产业比例较高、产能过剩严重、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市场需求和生产供给的矛盾——即高品质、高质量的产品需求与低价值、低质量的产品服务供应矛盾。

　　3.2 经济模式与经济体制改革

　　将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经济模式”创新并非有误，只是过于狭窄，并且它的主要驱动力不是市场调节，而是来源于政府层面主导功能。例如，在人力资本开发层面，不可能完全依赖市场行为实现，更需要从教育、科研体制领域入手，形成有效地体制模式，提供足够的激励因素。再例如，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言，企业因为市场趋利性的特点，大规模用于创新的投资行为并不积极。除了短期逐利行为突出之外，国有企业由于市场垄断特点，也缺乏创新积极性，由此导致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现象。

　　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也正是政府调控的特征，它基于经济模式转变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基于战略角度消除垄断、改革体制、引入竞争，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四、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的“中国内涵”

　　4.1 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首先，需要明确“供给侧”包括的内涵。简单地说，供给侧就是“市场供给方”，它与需求侧是相对应地;供给侧包括了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其次，需要明确供给侧要素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三要素相互影响，共同效用作用于人均产量，结合前文中经济新常态促成理论的分析，“技术”即包括人力资本也包括知识资本，当技术维持稳定的前提下，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很快就会出现临界点。根据以上两部分内容的分析可知，要提高人均产量，就只有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换而言之，就是将资本密集型经济改造为知识密集型经济，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分析，当社会廉价劳动力消耗完毕之后，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支撑基础随之消失，随机进入资本密集型经济，这一过程中会不断地获得人力资本开发，导致人均资本提升，由此再次进入知识密集型经济。

　　结合现状而言，占我国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群体，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农业劳动而与资本生产结合，资本密集型转化基本完成。因此下一阶段，即我国供给侧改革阶段，其主要目标应该放在知识密集经济构建上，以促进人均资本进一步提升。

　　4.2 供给侧改革的起点

　　笔者在经济双重调控部分已经阐明，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经济“旧常态”的完全消除，只是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迈过高速增长“临界点”，需求侧对经济发展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应该让劳动力、资本充分符合供给方需求，这样才有助于打破产能约束和市场桎梏。因此，供给侧改革的起点是完善“供给决定性经济”模式，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

　　第一，供给侧改革面向相对矛盾问题。所谓“相对矛盾”对立于“绝对矛盾”，从表面特征来看，宏观层面不断强调我国劳动力不足(如“用工荒”)，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产能过剩的结论，这看似是一种矛盾——在技术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增加才会促使产能增加。但事实上，中国产能过剩是“资源结构性错位”导致的，在缺乏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不断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即便劳动力资源短缺，依然可以产生“供大于求”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资源型产业中，如煤炭、钢铁，市场总体需求并没有增加(且已趋于饱和)，在粗放型经济运作模式下，依然会持有大量劳动力。在生产力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市场表现为分布不均的现象，而宏观经济则是由劳动力供给决定的，由此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或停滞不前。

　　第二，供给侧改革面向长期经济问题。单纯地从经济学角度说，经济增长存在长周期和短周期的区别。长周期研究也可以视为经济发展趋势研究，但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临时波动、冲击、异常——这就可以称之为是“新常态”。宏观层面上一直强调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密切关系，容易将其视为新常态的研究理论，这是不合理的。诚然，供给侧改革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新常态”涌现的问题，但就“工具性”而言，“需求决定型经济”理论更适合短周期经济应用;所以，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性经济问题，对于经济临时性波动、冲击、异常的解决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4.3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论点不断增加，相应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其核心要素的确立也备受争议。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撰文发声，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定位于“质量”，以解决国内产品、服务质量较低与人民群众需求不断提升的矛盾——近年来，“海淘”“海购”逐渐流行，人们对“洋产品”几近迷信的程度，很好地说明了供给侧经济支撑力不足。

　　此外，关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经济体制等论点也层出不穷。值得肯定的是，每一种观点都很好地诠释了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策略，但综述并不全面。笔者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出发，以改革目的为参考，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提高创新机制。

　　“创新”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技术依赖的途径。在经济旧常态阶段，我国技术更新换代中很大比例来源于引进途径，由于成本过高，导致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无法改善。同时，创新是技术发明、优化的过程，也是先进生产力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面向市场经济效益，还会涉及多个主体——从科研部门到企业部门，从市场到用户，从管理维护到功能应用，由此形成一套完善的知识流转机制，促进知识型经济的发展。

　　结合供给侧改革的现状分析，国内应该将重点力量放在企业层面，一方面，企业是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企业也是我国人才的集中产所，可将其视为创新的执行主体。五、形式政策论文之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策略

　　市场需求侧经济拉动方式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途径实现，在宏观策略上强调“刺激政策”的应用，例如结合金融调控手段来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当产品、服务在市场上达到饱和状态之后，产能过剩随之出现，而企业作为经营主体缺乏改变的条件和环境;相应地，供给侧要素包括了土地、资本、劳动力和创新力，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这些供给因素的协调实现——通过开放这些要素，解放市场限制，实现资源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绩效。很显然，在这种改革理念下不关注市场的直接变现能力，而是提高产品、服务竞争力，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宏观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5.1 开放要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一方面，不断开放供给侧要素市场。例如，通过全面开放二胎来生成人口红利，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经济“二元化”体系，加速农村及城镇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资源的市场流通机制，等等;另一方面，在归拢资源的同时进行优化配置，如通过“营改增”税制改革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要素生产力，或者通过创新技术扶持项目基金，直接或间接地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5.2 消除产能过剩、寻求它方渠道

　　“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是供给方不能满足需求方造成的，反过来说，基于供给侧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就要消除供给侧存在的产能过剩的因素。一方面，针对传统产业中不符合先进生产力要求的部分进行改造或替换，减少单位生产能耗、提高效率、降低污染，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整体向新兴产业转型。结合市场变化分析，当前我国传统制造、能源、机械、冶金等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不断减小，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例不断增加;相应地，除了内部消耗之外，还可以选择对外输出的方式消除国内产能过剩要素，如将产品、服务提供给国外落后地区。

　　5.3 转变政府职能、消除行政特权

　　分析可知，需求侧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调节，而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政府行为，各种要素的获得需要行政审批才能获取，客观上存在不公平、不透明的弊端。例如，资本垄断造成石油、银行、航空、铁路等产业的“壁垒”，不能真实的反映出市场供求关系，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现象——这也是国有资源型企业的一般特征。转变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从管制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将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层面转移到公共产品及服务供应层面。尤其在要素市场审批机制上，要消除行政特权现象，限制政府对企业、市场的干预，加强“政企分开”的体制建设。

　　5.4 加强产权保护、注重环境建设

　　供给侧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构建知识密集型经济模式，相应地，“产权”作为一种非物质资本，在企业中所占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凸显。

　　第一，加强产权保护的法制环境建设。目前，我国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存在责权不明、标准不清、保护法力等问题。应该充分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在版权保护方面的经验，结合“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完善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为科技创新、产品研发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持，另一方面，为科研项目提供安全的融资环境，尤其是在科研成果转变为市场效益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加强产权保护的政策环境建设。“政策环境”主要发挥的是产权保护帮扶功能，包括解决资金问题、土地问题、设备问题等，从法治角度入手，在税收、采购等方面给予最惠待遇。

　　第三，加强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建设。从提高全社会成员产权保护意识入手，加强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建设。事实上，期望在短期内通过法律手段完全解决产权保护漏洞是不可能的，基于种种诉求，我国应该加强专业产业产权保护人才的培养，并形成产权保护法律机制不断更新、完善的机制。

　　总体而言，新常态下展开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利于进一步减少市场垄断、释放要素市场、消除产能过剩、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促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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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曹国华,刘睿凡.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J].财经科学,2016,04: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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