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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发论文为何篇幅越来越长、篇数越来越少?“影响因子”法力无边
 

人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下学术期刊越来越热衷于刊发长文章，短则万字，长则数万字;同时，减少每一期刊物文章的篇数。除了极少数靠卖版面为生的垃圾刊物，或假学术刊物还时常刊登一两个、两三个页码(常用小五号字密密麻麻地排版)的短文，其他稍稍正规一些有些档次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包括南大CSSCI入选期刊)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严格控制文章数量，尽量多发大篇幅论文。是只有长文章才有学术价值，文章越长学术价值越大?还是编辑部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更多好文章以供刊发?仔细追究，原来都不是。学术期刊圈内人坦承：说一千道一万，大家都是为了“影响因子”。
 

国内公认的所谓人文社科权威期刊，主要是中国社科院院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及各研究所或中心办的，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另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艺研究》、中央教科院的《教育研究》等，皆为大开本，厚本子。

一

笔者查阅了一下最近这些刊物，大致情况是：万众瞩目的综合性大刊名刊《中国社会科学》，月刊，每期208页，每页1260字，每期刊发9篇文章(偶尔10篇)。社科院各所办专业刊物基本都是月刊，其中：《哲学研究》，128页，每页1720字，每期发文12篇(偶尔13篇);《经济研究》，208页，每页1720字，每期发表12篇(偶尔13篇);《政治学研究》，128页，每页1600字，每期发文10篇左右;《历史研究》，224页，每页1260字，每期发文13篇左右;《文学评论》，224页，每页1720字，每期发24篇左右;《新闻与传播研究》，128页，每页1224字，每期发7篇。社科院以外的《教育研究》，也是月刊，160页，每页1480字，每期15篇左右(若发笔谈时会多一点篇数);《文艺研究》，月刊，184页，每页1480字，文字部分160页(另有页码专门刊登美术作品)，发文章13—14篇。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月刊，240页，每页1930字，每期刊文16篇左右。上述大刊名刊，页码少则128页，多的达到240页，都不算薄。按此计算，几乎所有刊物每篇文章平均页码都在10个以上，有的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平均每篇接近甚至超过20页。从字数来看，每篇文章少则一万四五千字，更多的是一篇就有两三万字，或三四万字。就笔者所知，不少刊物都设置了下限，即论文篇幅不得少于多少页或者多少字。有些作者不得不为了够得着“标准”，人为地拉长文章，其实也就是给论文“注水”。这样的长文章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还有极大的消极影响。
 

这种学术期刊篇幅不少，刊文不多，且越来越趋向少发文、发长文的现象十分普遍。各省社科院、社联系统学术刊物，各级党校系统研究性刊物，各高等院校学报和专业期刊，也纷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刊物为榜样，一再拉长文章，减少刊文篇数，使得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专业人士，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博士后叫苦不迭，因为发一篇文章太难了!2017年12月，笔者在首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的发言中戏称：“从C刊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学术界、教育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且难以满足的C刊发表要需求与C刊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这个矛盾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如果发长文、少发文的只是少数刊物，可能问题出在刊物或主编本身;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显然有其外在的共同压力，又有不得不为之的内在动因。这个压力或动因就是学术评价，而学术评价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所谓期刊的“影响因子”。

二

笔者在《“影响因子”的影响太大不是好事——学术评价漫谈之一》一文中，引用江晓原、穆蕴秋的文章，说到何谓“影响因子”，西方期刊提升影响因子的“妙法”之一是“两栖化”(这个在中国学术期刊界几乎不存在)。现在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江、穆二位称为“操弄影响因子的捷径：减少分母”!( 《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二)》(载《读书》2016年第9期)他们指出：
 

根据公式，影响因子是一个分数值，要将一个分数值变大，途径当然有两条：一条是增加分子的数值，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就是追求更多的引用;而另一条则是减少分母的数值——在影响因子游戏中，这可以通过减少“引用项”数量来达到。
 

在我国，学术期刊的“引用项”基本等同于刊发的学术论文，它就是那个计算公式中的“分母”。为了提高影响因子，一方面需要把“分子”做大(对此我们另文讨论)，另一方面要把“分母”做小(减少发文量无疑是个好办法)。江、穆两位的文章谈到，被中国科学界顶礼膜拜的《自然》杂志，就是通过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的分母规则，逐渐减少“引用项”即学术文本，来大幅度提升其影响因子的。据相关资料显示，该杂志1974年的“引用项”是1502篇，到2014年就只有862篇了。而与引用项大幅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的影响因子节节攀升：1974年为2.3，位列第55;1990年以后一直保持在前10名的位置。其实，《自然》杂志的做法在西方期刊界较为流行，像《皇家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年鉴》、《英国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澳大利亚医学杂志》、《加拿大医学联合会杂志》等国际医学名刊，“学术文章数量都在逐年大幅下降”。
 

这项研究还考察了一个学术文本数量直接左右影响因子的典型案例：《柳叶刀》的学术文本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这三年间曾大幅增加，结果《柳叶刀》影响因子随之大幅下降，从一九九六的17.9下降到一九九九年的10.0，排名从第二十名下降为五十六名。(《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二)》，载《读书》2016年第9期)

看了这些案例分析，我们对国内学术刊物为何纷纷减少文章篇数、热衷刊登长篇大论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办刊人也是被动的，是被“影响因子”牵着鼻子走的。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学术评价标准不断异化、“硬指标”越来越刚性的大背景下，哪家刊物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最后自己就玩完了。国内部分刊物，现在争先恐后赶热点、追前沿、约名家、发长文，果然影响因子节节攀升，主编编辑们喜不自禁，上级领导也觉得脸上有光，赏赐有加!人文学术、基础研究、冷门专业，则面临生存危机。试想，如此学术评价、如此影响因子、如此游戏规则，真的有利于学术水平提升、学术研究创新、学术生态培育、学术人才成长，乃至整个学术事业事业发展吗?喻立平教授前不久发表文章指出：过度强调查重率等学术规范，可能正在损害科学研究!同样的道理，过度强调所谓“影响因子”，强调核心期刊、权威期刊等外在因素，对学术期刊、学术研究同样会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