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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策略之改进——基于知识源视角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在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中国教育管理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却与之不甚相称。近期有关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显示，中国近年国际发文增长快速，“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英文学术论文的第二大产出国”。然而，在国际发文数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教育研究成果却表现出“影响力不足的特点”，“在世界知识生产分工中处于‘学术加工’位置”。该研究考察的是中国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作为其分支的教育管理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也大致如此。国际发文名列第二和国际影响力不足并存的现象所反映的是，中国教育管理在国际传播频次快速增长的同时正进入一个国际传播的瓶颈期。跨过它，中国教育管理的国际影响力将实现一个飞跃;反之，则将止于现状。按照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理论，任何传播的过程都是由“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有什么效果”五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其中，前四个要素均与传播策略有关。可以说，传播策略的改进是提高我国教育管理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关键着力点。鉴此，对如何改进我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策略加以探讨显得十分必要。讨论国际传播策略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本文试从知识源视角出发，从溯源我国教育管理知识基础入手，甄别基于四大知识源的中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中的缺陷，进而对如何改进我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策略提出建议。

一、中国教育管理知识基础的四个来源

从本质上说，任何教育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当下成果，均建基于一定的教育管理知识基础。因而，我们很难撇开中国特定的教育管理知识基础来讨论我国教育管理成果的国际传播问题。中国的教育管理知识基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累积而成，其来源不是单一的，主要由下述四个方面的源头构成。

其一，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遗产。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遗产，大部分散见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如《学记》中有关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的论述，几乎是近40年来我国出版的各种教育管理教材必提的内容，可谓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界和实践界“家喻户晓”的知识来源。又如出自《论语》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仅是我国千百年来有关“德治”的至理名言，也是我国现代校长自省其领导行为恰当性的思考依据。中国教育管理的这一知识源，可谓尽人皆知，在此无须做过度的展开。

其二，近代以来传入我国的西方教育管理知识。中国教育管理的这一知识源，至少可以从三条线索来考察。一是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中“西学”和“西艺”的引入以及20世纪初废除科举及建立新学制过程中所引入的西方教育行政制度和现代课程管理知识。二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的在华教会学校，在其办学过程中自然带入的西方学校管理实践知识。尤其是1925年，北洋政府发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这一政策的原意在于争取中国人对教会学校的领导权，而其实际效果之一，则促成了中国人对西方学校管理实践知识的熟稔与吸收。三是19世纪末以来长盛不衰的中国学子留洋潮所带来的西方教育管理思想、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及研究技术、学校办学理念与学校领导知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数波留洋热潮，仅留美学子就达1.3万人。当时留洋归国学子中进入教育界者居多，像梅贻琦、蒋梦龄、胡适、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等留美归国者，均担任过学校领导。20世纪前半叶一批有影响力的教育管理类教材、著作也由留美归国者完成，其中包括我国教育管理学界耳熟能详的杜佐周、罗廷光等。1978年后，留学西方的浪潮再次掀起。在学成归国者中不乏高校教育管理学科骨干，其中不少人还兼任高校校级或院系级领导职务。通过上述学成归国者，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管理学术思想和学校领导知识对中国教育管理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三，20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的苏联教育管理知识。苏联教育管理知识的传入，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先后邀请苏联教育专家800余人，包括担任教育部顾问、在高校任教及指导基层中小学教育工作等。担任教育部顾问的苏联专家对传播苏联教育行政知识的作用自不待言。而进入高校的苏联教育学专家，直接把苏联教育学带入中国的师范院校，其中自然包含了苏联的教育管理知识。例如，当时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凯洛夫的《教育学》，就以28页篇幅的专章来阐述“学校管理和领导”。当时我国还翻译引进了一批苏联学校管理学教材和专著，仅1950至1956间，就翻译引进了12部。在学校管理实践方面，当时学习苏联经验也是全方位的，涵盖了“办学、教学、管理和师资培训等各个方面”。苏联教育管理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并不长，若以1949年12月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号召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为起点，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渐趋冷并于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终结，其高峰期不过五至六年时间。但由于当时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强力推动，其影响是十分强烈的。一如顾明远先生所言：“今天我国的教育，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了多次改革，但苏联教育的影子仍然随处可见。”

其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传统、原则、作风、方法深刻影响下的中国学校领导工作智慧(以下简称“党的领导工作智慧”)。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这些领导传统、原则、作风、方法已被运用于解放区的教育管理实践之中，包括教育行政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也包括通过实地调研解决课程管理问题的生动事例。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传统、原则、作风、方法更为深入地影响了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在实质性地转化为一系列领导工作的常规制度与要求的同时，也生成了有关校长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工作反思并保持领导工作活力、以民主集中制来保障学校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等一系列学校领导工作智慧。

二、中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的主要缺陷

从知识源的视角来看，我国教育管理之所以进入国际传播瓶颈期，与我们如何阐释和利用中国教育管理知识基础是密切相关的。尽管一项具体的教育管理成果未必建基于单一的知识基础，但为了方便分析，我们还是分别从四个知识源的角度，对我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中的主要缺陷作逐一考察。

(一)对中国教育管理遗产的浅表性解读

在国际教育管理同行交流中，凡论及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遗产，《学记》《论语》中的相关思想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但迄今此类话题的展开基本落在两条线索上。一是古代典籍中的某些论述千年后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学记》中的教学管理规则，对今天的学校教学管理工作仍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二是现代学校管理的某一学说中国先贤早在千年前就讲明白了，该管理学说的思想源头在中国。例如，因《论语·子路第十三》有记载：“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认为，无论领导特质论的领导者“正直”品质说抑或整个道德领导理论的思想源头就尽在《论语》之中了。这样的判断，虽未必有错，但失之浅表;虽能迎合外国同行一时的猎奇心理，但不能体现其持久的学术价值。以《学记》为例，仅在知网可查的研究论文已有488篇，然而数量并不代表质量，这些论文总体上还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和持续性，也缺少“融通”的国际视野，话题始终在上述两条线索上反复徘徊。即便近期有将《学记》与“核心素养”“立德树人”接轨者，也只见“牵强”而未见“新意”。若长此以往，不免雅事流俗，建基于这一知识源的中国教育管理成果何以赢得国际学界尊重?

(二)对西方教育管理知识的低创意利用

如前所述，西方教育管理知识对中国教育管理产生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之所以称其“广泛”，是因这一知识源的涵盖广度远超另三个知识源，包括教育管理思想、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及研究技术、学校办学理念与学校领导知识等，几乎包含了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政策、实践的方方面面;之所以称其“深远”，不仅仅因为其影响我们的历史超过百年，更因为这一知识源的许多内容正是目前国际教育管理成果发表平台的“标准”与“规范”。例如，目前能被SSCI收录的期刊，其刊文的规范以及判断论文质量的标准就完全是“西方式”的。这种现实造就了中国教育管理研究者所面临的特殊境遇：只有稔熟并善用西方教育管理知识，才能为国际学术发表平台所接受，并由此而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这一特殊境遇，促使中国学者努力地将建基于西方教育管理知识基础的中国成果推向国际，由此推动中国学者在SSCI期刊发文量的上升，2017至2018年，甚至有2篇论文前所未有地发表于国际教育管理最高学术发表平台《教育管理季刊》，这样的进展的确令人鼓舞。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刊发于SSCI期刊的中国教育管理成果中，还有相当部分属于“高仿低创”产品。也即，在研究选题、视角、思路、内容、方法、工具、术语、文本结构甚至句式口气上高度仿效和套用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的论文，所不同的只是将西方的样本换成中国的样本而已，其学术创意含量几可忽略，无论对西方教育管理既有知识的丰富还是对中国教育管理知识的国际影响增长皆贡献甚微。当然中国作者在SSCI期刊发文本身非常不易，我们绝不该指责而该鼓励。只是欲突破“论文产出大国却影响力不足”的瓶颈，解决西方教育管理知识的低创意利用问题是绕不开的前提。

(三)对苏联教育管理知识的“失源性”阐释

客观地说，曾影响过我国的苏联教育管理知识的确是缺乏“现代”意味的，在这个知识源中，我们是找不到学校发展规划、课程领导、教师专业发展等现代学校管理知识基础的。不过，苏联教育管理知识的某些部分对我国学校管理实践的影响却极为深刻而持久。当我们在国际交流场合把班主任制度和班集体建设策略作为我们德育管理的特色时，当我们把教研组制度、集体备课和听评课制度作为我们教学管理的最大优势时，难道我们能否认苏联知识对这些管理制度的源头性影响?凯洛夫在论述校长听评课重要性时，曾有一段经典的阐述：“首先必须注意学生和教师本人是否清楚地了解本课的目的;教师是否根据所定的上课目的周详地考虑过本课的结构，他怎样规定上课的主要阶段，他是否善于选择教材和每一阶段的教学方法;……学生对上课的准备怎样，他们怎样工作;对落后的学生给予什么样的注意;是否对学生采用了个别指导的方法，一节课的45分钟是否都使用很有效果;……本课和以前各课的联系怎样。”不得不承认，凯洛夫60多年前的这段话与我们今天课堂观察最基本的要点并无太大的出入。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场合是几乎不提这一知识源的。这就导致我们对那些事实上建基于这一知识源的成果所作的阐释，变成了一种缺乏知识原理和丢弃知识源头的“失源性阐释”，因而常常被国际同行误会为缺乏科学依据的或然事件。

(四)对党的领导工作智慧的存而不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在我国学校管理和校长队伍建设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国际交流和发表平台上，还很少见到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在学校管理中运用的研究成果，此话题基本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存而不论”的主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还比较模糊，态度上还比较犹豫，误认为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只能用于解决中国特定的学校管理问题，顾虑在国际交流平台上谈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受众会不会听不懂、难理解。二是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不如人意。检索知网即可发现，有关党的领导工作智慧的研究不仅发文量少，而且大多局限在学校党建主题下讨论，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多为议论式、体会型，基本不存在选题论证、研究设计、数据搜集、工具运用、结果分析等科学研究必备元素，自然很难登上国际交流平台，由此造成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在国际上“存而不论”的现象。这种局面若不改变，国际同行就对中国教育管理的这一重要知识源无从了解，也不会对中国校长的领导方式有深入的理解，从而使这部分可供国际共享的中国智慧未能产生应有的国际影响。

三、中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策略的改进

从上文所分析的传播缺陷来看，我国教育管理国际传播策略的改进可谓任重道远。但就近期而言，传播策略的改进似乎更宜聚焦于下述四个方面。

(一)深一层揭示

我们在上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管理遗产的阐释，目前处于反复徘徊和浅表解读的困境之中。欲突破之，需要对中国教育管理遗产的深一层揭示。所谓“深一层揭示”，是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古代遗产的当代价值，而且不是随意一说，也不是牵强附会，而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支撑。本文作者曾于2017年开展过“中小学领导与管理情况问卷” (以下简称“2017校长问卷”)和“中小学教师工作状态与工作环境问卷”(以下简称“2017教师问卷”)两项跨省调研，前者对象为中小学校长，后者对象为中小学教师。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古代流传至今的教学原则仍是今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去贯彻的教学原则”的判断，有78.6%的校长表示“非常一致”，19.4%的校长表示“比较一致”。这一结果至少传递了两条信息：中国古代的教学原则及其背后的教育思想历经千年而未有中断;中国古代的教学原则已进一步转化为当代中国学校的管理要求。该调查结果还显示，对于“学校教职员工对校长个人品行、以身作则的看重胜过对校长管理知识、技能的看重” 的题项，有60.5%的校长表示“非常一致”，35.2%的校长表示“比较一致”。同时，对于“与校长的管理知识、技能相比，其实我更看重校长是否具有好的品行、能否以身作则”的题项，有79.7%的教师表示“非常一致”，16.1%的教师表示“比较一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对当下中国学校管理仍有巨大的影响。限于本文篇幅，我们虽不能在此深入挖掘其中所涉因素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但这些最为基础的描述统计结果业已说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管理遗产价值的“深一层揭示”是完全可能的。

(二)互惠式研究

关于解决西方教育管理知识的低创意利用问题，我们需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当前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不平等结构和中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教育研究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道路上不可能也不应追求‘一蹴而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秉持突破“高仿低创”瓶颈的强烈意识，即使在现阶段，这种突破也绝非没有可能。例如，我国学者李超平和时勘在研究中国语境下变革型领导的结构时，鉴别出了西方学者未曾提及的领导维度：德行垂范。李超平等人的后续相关研究也进一步证明，德行垂范对团队的满意度以及新员工的敬业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这些研究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已指出过领导的道德维度的重要性，像托马斯·J.萨乔万尼甚至认为学校领导的道德权威比科层权威、心理权威和技术-理性权威更为重要。但萨乔万尼在阐述领导道德维度的内容时，列出的是建树目的、专业理想、共同体规范、道德契约和服务式领导，而领导的个人德行或德行垂范并未被提及。由此，一系列问题就摆到了西方研究者面前：德行垂范是否仅在中国领导语境下起作用?西方优秀领导者完全没有表现出接近于德行垂范的特征吗?这是否可以成为西方领导研究的潜在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李超平等人的研究建基于西方变革型领导的已有成果，采用了典型的“西式”实证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工具，其研究结果却将西方已有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拓展了西方学者的思考空间，此可谓“互惠式研究”。杰恩·巴尼等人在分析中国管理理论创建问题时指出，“任何新的(中国)理论都必须将已被人接受的(西方)理论包含在内”，而且“这种新的理论就不可能只适用于中国的背景……并同样适用于西方和中国的背景”,“‘中国管理理论’对当前理论的任何修订都必须比先前的理论更为普遍”。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跟已有的理论完全不搭，也根本不能适用于中国以外的背景，国际同行从中无益可获，那么，这种“中国故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都将是非常微弱的。

(三)整全性阐释

由于苏联教育管理知识的历史局限性，其中部分知识的价值已随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弭，但仍有部分知识保持着较强生命力。例如，“2017教师问卷”结果显示，对于“建设好班集体对保障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都有很大的帮助”的题项，有78.7%的教师表示“非常一致”，17.9%的教师表示“比较一致”。而在“2017校长问卷”中，有73.5%的校长对“班集体建设是班主任的首要任务”这一判断表示“非常一致”，23.2%的校长表示“比较一致”。这样的数据提醒我们，源于苏联的集体教育思想和班集体建设知识仍然在体现着它们的价值，因为今天中国学校管理实践中的集体教育和班集体建设实践所依据的原理性知识，正是源自克鲁普斯卡娅的“组织班级生活的问题对整个教养工作和教育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观点，马卡连柯有关“集体是教育的基础”“集体是教育的手段”“集体是教育的目的”的理论以及对“只有当一个人长时间地参加了有合理组织的、有纪律的、坚韧不拔的和有自豪感的那种集体生活的时候，性格才能培养起来”的阐释与论证。尽管我们在国际交流场合未必非要一一列出这些苏联教育家的具体名单，但是当我们向国际同行介绍我国学生管理及学生人格养成的策略和特色时，确实不该把上述原理性知识切割掉。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分析这些知识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中国校长和教师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对这些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事实，此所谓“整全性阐释”。

(四)有证据的说明

如前所述，在中国教育管理的国际传播中，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要突破这一局面，首先要消除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只是用于解决中国特定问题的误会。实际上，“全球化时代的某一教育问题已很难专属于某一国家和地区”，我们运用党的智慧所解决的问题，很可能正是国际上急需解决而又尚未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领导智慧结晶，是党用来调整党内关系、解决党内矛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在我国的学校管理实践中，党的这一领导智慧被用于学校领导班子的阶段性工作反思，其成效已被中国学校管理实践反复证明。那么，它是否只适用于中国语境，只能解决特定的中国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托马斯在评述全面质量管理时曾指出，美国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全面质量管理模式，一种是通过不断收紧质量标准和强化处罚来实现质量保证，而另一种则是通过持续的审视、批评和改进来实现质量保证。他比较肯定后一种模式，并将其与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概念联系起来。尽管托马斯的这种联系是粗浅的，他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也缺乏完整准确的理解，但这确实是一个美国学者试图借助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尽管他并不了解何为“党的领导工作智慧”)解决美国管理问题的实例。当然，打消疑虑并向国际同行传播党的领导工作智慧的教育管理价值，需要避免概念叠加式的讲述，而应采用一种“有证据的说明”的方式。比如在说明党的 “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时，我们可以用丰富的实例证据来说明中国的学校在对“三重一大”问题决策中应用“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意义和效果。同时，我们也需要用一些调研数据来加以佐证。例如，一项覆盖北京市8个区、300 所中小学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学校管理中贯彻民主集中制获得了学校干部和教师的高度认同。这项调查还反映,凡是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的学校都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反之,则学校工作随意性大,矛盾多, 工作上往往出现偏差。我们有理由相信，打消疑虑加上有证据的说明将能突破党的领导工作智慧在国际传播中存而不论的局面。

原创 冯大鸣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十一期，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作分享交流用。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