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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论文：新中国成立70年劳动教育的历史演变 ——基于教育政策学的视角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特别提及“劳动教育”。2019年1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明确指出：要狠抓劳动教育，将“劳”纳入教育方针。2019年启动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修订中，劳动教育也是专家们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大力加强劳动教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教育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制定的调整教育领域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关系的公共政策。从教育政策学视角出发，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的演化和嬗变，以教育政策中的重大转向为依据与参照标准，可以将我国劳动教育历史演变大致划分为初塑时期、政治化时期、现代化初建时期、转型发展时期、整合发展时期、新时代发展时期。

一、劳动教育初塑时期(1949—1955年)

“劳动和劳动教育是人存活的自然手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家以建设与恢复发展为主要任务，劳动教育也以个人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为主要目的进行初塑。国家将这一时期的教育方针定义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通过教育支援工农生产，通过教育推动国家建设。1950年，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报告中最初提及“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劳动教育在新中国国家政策中有了新的内涵，推动与基础生产相结合的劳动成为教育的新形式，在劳动中开展教育、通过劳动进行教育以及劳动推动教育发展。

首先，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初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过分迷信苏联劳动教育，盲目效仿。苏联并未探索出教劳结合的有效模式，教学脱离生产实际成为当时苏联学校的通病。探索遇阻后，党中央发现，只侧重理论或实践的教育是孤立、片面的。1955年4月教育部要求，除着重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之外，还应注重进行“综合技术教育”。这一明确指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探索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开端。

其次，劳动教育的实施形式初定。我国采用“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形式，对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实施有了“量”上的规定。1955年5月，国家再次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的具体实施，并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确定了全国中小学“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具体实施步骤。由此，通过劳动教育的具体实施，民众开始利用较规范的劳动形式探索和认识世界。

最后，利用劳动教育初塑社会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受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轻视劳动的现象普遍存在。国家积极推行劳动教育，希望可以重塑社会文化，避免新中国社会恢复发展时期民众普遍出现的迷失情绪，增强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责任感，使民众形成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积极健康的劳动文化观念。1954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积极引导中学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向党中央靠拢，推动劳动教育的文化熏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劳动教育进行了崭新的探索，完成了劳动教育基本体系的初塑。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地区、课程不平衡的问题，人们普遍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还未形成，辍学人数依旧攀升，劳动教育落实的探索依旧任重道远。

二、劳动教育政治化时期(1956—1977年)

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新制度确立下来，为新的政治制度服务成了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新的探索目标。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后十年“文革”期间的劳动教育更是带有浓重的“阶级斗争为纲”色彩。劳动教育在教育方针中有了一席之地，但同时也因过度政治化而走向异化发展时期。

首先，政治色彩浓厚，劳动情感态度异位。“劳动教育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认识论意义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实践中也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推进。”教育机关和学校都由党委直接领导，同时规定在学校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体师生树立无产阶级观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尤其是“文革”期间，劳动教育的思想道德教育色彩更加浓郁，被更多地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初心。

其次，勤工俭学盛行，劳动教育培养形式异化。1958年1月，国家发布《关于在中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指出勤工俭学是具体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但在实际教学中大量学校采用以劳代学、勤工俭学的方式，用单纯的体力劳动代替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体脑结合由此失衡。大批成绩优秀的知识分子放弃学业从事工农业生产，造成知识分子流失，社会建设在诸多方面发展停滞。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培养方式产生一定偏差，一种近乎“畸形”的劳动教育培育模式形成。

最后，课程安排详尽，劳动教育课程初现体系化迹象。教育部印发《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稿)》，树立了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典范，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生的生产劳动教育目的、手段、时间等。1959年《国务院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和1963年《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对中小学劳动的课时和形式都作出了规定。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虽被过度强化，但形成了规范化的课程体系，劳动教育的教学秩序建立起来，客观上为今后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主要被视为阶段斗争的手段，强调通过劳动教育进行思想改造，这是劳动教育政治化阶段，也是劳动教育的异化阶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以机器为工具的现代劳动，是一种不健全的发展态势，国家在拨乱反正后势必会对劳动、对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三、劳动教育现代化初建时期(1978—1992年)

1978年改革开放揭开了时代新篇章，劳动教育改革也提上日程。这一时期的教育方针深深植根于经济建设大背景下，为国家的全方面改革建设服务，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相契合。国家通过根本大法的方式对教育进行进一步厘清。“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破旧立新，重新规定了教育的阶级属性。邓小平多次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如何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更好地贯彻落实教劳结合的教育方针，如何更好地让教育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积极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在新时期新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了新时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命题。

首先，推动体脑结合，加快精神现代化建设。新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初期，体力劳动在工农业生产和劳动教育领域仍保留主体性、引领性的地位，脑力劳动被边缘化、孤立化。直至“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确立，脑力劳动才受到重视，劳动教育有了更广泛的内涵与现实价值，从而使劳动教育的内在情感得到熏陶，外在功能拥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撑，社会精神风貌走向现代化发展。

其次，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增强社会现代化建设本领。《教育部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提出通过课程形式使学生在思想上重视劳动，在行动上掌握基本的生产知识，使劳动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最低限度的保证。劳动技术教育课推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技能性和思想性、建设性和服务性、创造性和重复性的结合。

最后，劳动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双向渗透，促使建设方向现代化。1985《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这是新背景下关于教育和社会建设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思考。1992年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通过法制形式一再强调义务教育的实施务必以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标准，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方向，实行教劳结合的形式。教育不再是社会建设的附属品，而是影响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是这一时期教育奋斗的前提，也是现代教育要达成的理想目标。

这一时期，国家全面改革劳动教育异化时期教育的失衡，肃清劳动教育中的不成熟不合理因素，推动劳动教育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服务，结合国情将现代化教育落到实处，在大政方针上进一步规定了劳动教育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

四、劳动教育转型发展时期(1993—2000年)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劳动教育迎来了学科化向综合实践化发展转向的过渡时期。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当前的教育工作任务是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形式上和技能上的劳动教育。《纲要》拉开了劳动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序幕，推动劳动教育逐渐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多次在全国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党的教育方针要大力贯彻落实，推动了劳动教育的转型发展。

首先，由单一学科转向综合实践活动。“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提出推动劳动课程形式的重大转型。存在半个世纪之久的单独设科被整合各领域资源的综合实践活动逐渐取代，劳动教育有了更加宽泛的意义。国家开始整合各领域资源，探索劳动教育多方面功能与课程组织的新形式。由此引发了学界广泛思考与讨论，即轰轰烈烈的综合实践活动是否能真正落实劳动教育多方面的培养要求。

其次，由重视集体劳动转向重视个体发展。从《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可以明确得知这一时期从关注集体转向关注个体，开始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挖掘学生自身特长，让每个学生成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随着劳动的生活意义被不断深化，“人”渐渐不再被视为社会发展与集体生存的工具，人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在劳动教育的推行中也更加注重个人体验与情感培养。

最后，由“应试”培养转向素质培养。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劳动技术课程的推行注重劳动技能和社会建设本领的培养;1993年提出“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应试教育”逐渐转向重视健全人格和品德的综合素质培养;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注重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劳动教育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

这一阶段劳动教育的发展处于重大转型阶段，综合实践化、人本化和素质教育化是该阶段过渡的重点和目标，人的劳动培养由此有了更全面的内涵和意义，为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劳动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根基与初步探索经验。

五、劳动教育整合发展时期(2001—2011年)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赋予了劳动教育愈加丰富的内涵与要求，推动了劳动教育迈入整合发展的时代。

首先，推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现课程形式整合发展。整合发展是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决定》中重申“教育与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由此，劳动教育由单独设科正式转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这一多元的实施方式。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阐明，全国中小学普遍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必修课程，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充分发挥学科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优势，引领资源整合和综合素质培养，实现了劳动教育发展的新跨越。但也有学者指出，劳动教育课程的地位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被降低，劳动教育被削弱了思想性，忽视了人文性，淡化了教育性。的确，仅仅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众多板块之一，很难保证劳动教育的完整落实。

其次，“教育为人民服务”，落实课程价值整合。劳动教育的推行以培养个人意识与能力为落脚点，将广泛的资源整合在每个个体之中，以人为本重视劳动价值和主体意识。《中小学生守则》中要求中小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劳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培养艰苦朴素的劳动精神和劳动素养。积极引导中小学生树立人本意识，增强自我认同感与角色认知，以学生为中心挖掘其内在价值的劳动教育。劳动教育应着眼于孩子的一生成长，注重对学生创造性、开放性的劳动价值观培养，“唤醒个体劳动意识的内在自觉，推进劳动价值的自主建构”。

最后，注重劳动情感教育，充实课程精神世界。“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为劳动教育注入了新内涵。“劳动技术教育是现代社会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相融合的现代教育形式，是促进学生未来发展的先进文化。”劳动教育不再只是技能和习惯的培养，更有思想品德和精神世界的塑造，劳动教育的内涵越来越全面，人格的培养机制也越来越健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社会责任感与劳动价值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动情感培养。

进入21世纪以后，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融合进了教育的发展，劳动教育进入整合发展时期，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方式让劳动教育更加多元化、以人为本凸显课程内在人文性价值的丰富化，劳动情感教育将劳动情感进行整合塑造精神世界的繁盛。全面推进学生自主参与社会综合性实践，培养独立意识，认知劳动创造的乐趣与重要性。

六、劳动教育新时代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的改革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综合素质评价稳步推进以及立德树人教育体系逐步完善的大背景下，将“劳”纳入教育方针提上了工作日程。

首先，坚持价值引领，确立新时代思想方向。2015年7月，教育部等各部委相继发表有关劳动教育的重要意见，指出劳动教育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对价值观塑造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依据国情和社会新时代建设进展，准确认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观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补充，也是坚定新时代理想信念的有力武器。“劳动教育不单是简单的体力锻炼，更是一种正确劳动价值观的积极引导。”劳动教育的本质是“培育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培育受教育者对于劳动的内在热情与外在创造力等素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向，从思想上入手，培育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技能，推动劳动教育实践的广泛开展。

其次，加强法律建设，明确新时代制度规范。2015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用法律的形式再次强调了“教劳结合”。2017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指出，要引导学生践行知行合一，积极动手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在制度上规定了劳动教育应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体力与脑力结合。《指导纲要》从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业体验等方面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了制度化规范。

最后，建立长效机制，永葆新时代劳动教育生机与活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缺乏健全机制，有关政策的推行多服务于社会建设，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和连续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多停留在课程表上。建立劳动教育长效机制，推进教劳实质性结合，落实劳动与教育的内在融合，引发劳动价值自主体验、劳动意识自主萌发，将劳动教育的发展落到实处。2019年1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要从综合素质评价、综合实践基地建设以及职业启蒙教育等入手，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学习，建立有效的劳动教育机制。

新时代以来，劳动教育开始加速发展，关于劳动教育的落实机制也愈加健全，劳动教育更加趋向价值观的引领，多学科资源的相互整合与开放性包容性的方式方法不断涌现，新时代劳动教育健全的实践体系正在构建。

七、我国劳动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展望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基本原理。虽然马克思未对劳动教育进行明确界定，但他多次详细阐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独到思想，是劳动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的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的血脉与灵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办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办法。”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沧桑巨变中，劳动教育的新旧形态不断更迭，带来劳动教育内涵及功能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站在时代高速发展的当下，梳理劳动教育演变脉络可知得失，展望劳动教育时代发展可助复兴。

(一)我国劳动教育演变的鲜明特征

“劳动教育是关于劳动的教育和通过劳动的教育的有机统一。”新中国的劳动教育通过挖掘自身的时代性、综合性和规范性等鲜明特征，积极探寻其自身存在的合理价值与意义。

第一，时代性，越来越体现出劳动教育功能的社会属性。“劳动教育应依据劳动形态的演进而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之初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更多服务于社会需要与劳动形态的外生性演变。劳动教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服务于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建设;六七十年代服务于阶级斗争，政治色彩浓厚;八九十年代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动教育与社会现代化接轨。进入21世纪，劳动教育才开始立足个人，提倡以人为本、育人为本，不再是经济或政治的附属品，而成了社会变革、国家发展的力量之一。劳动教育的建设由被动到主动，也彰显了新时代更加注重主体性的体验和个性化需求，也更加贴合实际，健全人格，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综合性，越来越体现出劳动教育内涵的丰富性。由最初的限制在体力劳动之中扩大到脑力劳动领域，再到后来的注重劳动情感培养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劳动教育的内涵由单一走向综合，由单纯的技能课变成思想道德实践课，由德智体美劳“五育”被割裂培养到“五育”融合发展，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全面建设引领教育实践与劳动创造。这是劳动教育的进步，也是时代多元化融合发展的成果。

第三，规范性，越来越体现出劳动教育实施的制度化。从草案到试行案，再到修正案，再到通过教育立法的形式规定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劳动教育逐渐走向制度性规范，建立起健全的劳动教育实施与评价的长效机制。

(二)我国劳动教育的典型经验

新中国的劳动教育变迁留下了前人探索与实践的坚实脚印，积极总结劳动教育发展演变中的经验与教训，认真吸纳各类新创意的思想营养，以丰富和完善劳动教育格局，推动新时代的劳动教育体制不断与时俱进。70年来劳动教育的实践经验大致可以归纳为劳动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倾向和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由单独设科到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新中国成立前期推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使劳动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有了最初的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采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对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更详尽的安排，这一时期以“劳”代“课”，体脑结合发生失衡，过度的政治化使学校课程成为负担。改革开放后，国家开设了专门的劳动技术课，并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不仅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还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由片面的体力劳动课程正式转变为全面的体脑结合课程，与社会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劳动技术课，促进了劳动教育与社会建设的彼此促进与提高。进入1993年，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形式开始产生转变，21世纪的劳动教育由独立课程转型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劳动教育成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众多内容的一方面，劳动教育与其他学科交互影响，但其实践性地位被削弱。在课程设置上，我国逐渐突破学习苏联、日本等国家的局限，扩展国际视野，借鉴德国劳动教育涉及众多领域的综合模式、美国劳动课程贯穿学校和家庭生活，但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劳动教育本土化的培养与研究。

其次，在价值倾向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注重劳动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到现在更关注劳动教育的人文性价值。“当代劳动教育对于个体而言不仅具有工具性的外在价值，更具有存在性的内在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劳动教育更多地被看作是国家建设的工具，侧重关注体力劳动与生产劳动技能的学习;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国人对于劳动教育的观点也愈加现代化，“体脑结合”思想被提出，劳动教育不再只是体力劳动的工具，其内在的人文性价值被挖掘，人们开始关注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将其作为社会价值观建设的一部分。劳动教育要能够确保人获得一种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应试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鄙视或摆脱体力劳动、艰苦劳动的一种价值倾向。因此，推动劳动教育和德育、美育等深入地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文性价值被凸显，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良好风气，促进劳动观念与劳动意识日益健全。同时，也更加关注以人为本，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21世纪初《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之后，劳动教育不再继续被窄化为社会进步的工具，其内在人文性价值也被逐渐重视起来。

最后，在劳动教育的地位方面，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有学者建议，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发展的整体布局，与其他“四育”地位等同;也有学者认为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是不同层次的教育，与后四者是相互包含的关系。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一直提倡德智体“三育”，至1987年才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开设劳动技术课，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人才，将“三育”扩充为“五育”，这是我国教育的一大革新，标志着学校教育开始关注审美素养与劳动能力的提高。1993年《纲要》印发后，劳动教育被列入德育，“四育”的提法一度盛行。直至2012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全社会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将“劳”纳入教育方针再次提上日程。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不断演变，证明了国家不同时期对劳动教育的理解与态度，取决于不同时期国家建设任务对劳动教育的要求，也体现着国家对于教育全面发展的理解与落实。“五育”的关系由割裂走向融合发展，是素质教育在国内的实践性推行的重要环节，也蕴含着劳动教育具有引领性优势，突破传统思维，不再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加强各育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

(三)我国劳动教育的未来展望

对劳动教育的思考始于当下，但是应高于当下。针对劳动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摸索出来的经验与突出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探索劳动教育的未来发展新模式，推动劳动教育成为一种开放的、因人制宜的幸福教育。

第一，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手段。劳动之于中小学生而言，不仅能培养劳动能力、劳动意识，更是孕育劳动精神、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建设富强中国与创新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飞跃之根本在于创新。国家发展的核心依靠是创新型人才，这是建设人才强国的中国共识，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核心所在。创新型人才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核心价值与极重要意义，而劳动正是创新之基础与核心途径。因此，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重视劳动教育。

第二，确立劳动教育的学科地位且重视劳动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对于劳动教育(及相关的劳动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等)与其他德智体美“四育”或德智体“三育”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学界一直莫衷一是，相关教育政策或领导人讲话也未有始终如一的说法。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才让劳动教育又回到“五育并举”的地位。建议今后应加强劳动教育的基础性研究，梳理清楚劳动教育的发展脉络以及新时代劳动与劳动教育的确切内涵，才能真正确立劳动教育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进行劳动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必须梳理清楚“作为一门学科的劳动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的‘劳动’(或‘劳动技术’或‘劳动与技术’)”“作为一种实施途径的劳动课或劳动活动”之间的学科层级与内在逻辑;必须梳理清楚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内现行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高中“技术”课程、各地“劳动技术”、校本课程等所涉及的课程类型、课程领域、课程或科目之间的繁杂关系，才有可能“从纷纭的课程实践中走出来”，“进而重建我国劳动教育学科体系”。

第三，加强与完善劳动教育的落实机制，确保劳动教育能够落实为学校课程与学生活动。一是加强劳动教育的学科渗透，将“劳动”贯穿各科教学中，潜移默化加强劳动教育，避免劳动教学孤立化、简单化的倾向。二是处理好劳动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题教育、研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三是增强师资队伍的现代化建设，教师数量不足，缺乏专职教师是劳动教育难以推行的阻碍之一，增进师资力量，在教师中贯彻劳动教育的正确思想是劳动教育落实的重要方面。四是协调社会各界力量，搭建劳动教育合作平台，密切家校合作、社会合作，保证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的劳动教育是连贯的、一致的。紧紧把握新时代发展的机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思想为指导，推动劳动教育历史与未来的接轨、与教育观念和制度的协调，实现劳动技能和品德的共同跨越。

原创： 张雨强，张书宁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十期，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作分享交流用。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若转载请注明出处。